潘光旦（1899.8.13—1967.6.10），字仲昂，中国现代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潘先生一生治学，格局广大，特别对于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庭问题、娼妓制度、人才分布等等，都有极深入的研究。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璀璨、名人济济的行列中，以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问和卓然不群的独到见识成为一位光彩照人的学界泰斗。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

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潘光旦一生都在力倡的通才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当我们走过了近50年的专业化教育的弯路，且痛感这一弯路带来的国民人文素质衰退的时候，重提潘光旦，重温一下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重新认识一下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费孝通语）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是大有裨益的。

潘光旦发现应该以人为研究本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社会俨然成为一新的本体，于是社会科学成了从社会到社会的本本，成了隔靴搔痒不着痛处的空谈。而作为社会科学一种的教育，其下手与对象也就不能无误了。于是教育成了“社会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需要”——这些说法乍听起来颇有些冠冕堂皇，然而潘光旦指出，正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及做法，才使教育误入专业化、技术化歧途。

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着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家人才必须完成人的教育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的专才，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

鉴于“人的教育”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单独施教的统一体，是价值意识教育的整体，因此，潘光旦特别看重教师的言传身教，看重教师的表率作用。他提出要慎择师资，选择教师不仅要看他的学识多少，学问深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所谓学识与个人操守之间是否是贯通的，也就是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

这种与人的学养贯通的气质风度，对学生尤具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具偶像的魅力，人在青年期都有崇拜偶像的天性，因此教师的深厚的学养与严谨操守相贯通的气质风度是教师必须具备的资质。潘光旦认为教师风度的表率作用远远胜过训导中实行的那些生活戒条和所订的几种奖惩功过的条例。因此，当“素质教育”成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界的主流说法时，且莫忘记提高教师的素养才是“素质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潘光旦爱书如命，早在学生时代，钻图书馆，逛书库是他最大的乐趣。在美国留学期间，每个月80元的津贴，他省吃俭用，一有余钱就逛犹太人的旧书店用半价买回一些书。这些书中最珍贵的是一部《达尔文全集》，这套书当时在中国绝少有人私人收藏，而一个穷留学生却倾其所有把它买了回来。从美国回国时，船到上海码头后，他口袋里仅剩下一块钱。潘光旦晚年眼睛极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

学习潘光旦的教育思想，在感叹其博大精深之余，更敬仰他的那种为提高中国人的智识水平，为提升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操，为富国强民而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诚如他的及门弟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先生用了毕生之力，不顾身体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劫难，坚持学习各项先进的学科，去认识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人的社会行为和规范，以及对人处世的法制和伦理道德，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

在“五四”前后学人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而梅贻琦则赞扬他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所说的“温、良、恭、俭、让”诸多美德他都当之无愧，是“一条硬汉”。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谢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责任编辑：昭君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