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离开了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岗位。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鸣放会上提出“三反”运动不应该大搞“逼供信”，不应该没有确凿证据就给他扣上“大盗宝犯”的帽子关进拘留所；更不应在公安局已经作出没有盗窃文物的结论之后还被解雇，通知他去劳动局登记，自谋职业。他提出应抓紧培养文物工作干部，否则将有青黄不接之虞。他还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建议对明式家具加强保护和研究。这一切在当时已经足够打成“右派”了。

 

　　可喜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研治古文物的紧迫感，促使他在坎坷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这近乎奇迹般的成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折服、感动。

 

　　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不容分辩地被划入“四旧”之列，并在随时可能发生的乱哄哄的抄家中遭受无情地毁坏。那些年幼无知的中学的红卫兵，更难清楚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家中的心爱之物肯定会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所在单位的反对派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面对“浩劫”，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不治而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