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人们的狂热已经过去。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此书曾于1958年完成初稿，并刊刻油印问世。1962年，他回到文物部门后着手补充修订，直到“文革”前夕。

 

　　回首一生，王世襄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也是需要对实物进行观察。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往往抢在被家具铺买去之前。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有时又来到鲁班馆家具店或晓市的旧木料摊；打鼓收旧货人的家，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差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今天，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当然，其价值也许值400元的20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