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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致力国学的朴学大师

2010-02-26 15:3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罗雄飞
俞樾(1821-1907年),字荫圃,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长期寓居苏、杭,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

俞樾

一、关于俞樾的学术定位
 
《春在堂全书》是俞樾学术成果的总集,近500卷,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校勘、训诂群经、诸子和文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收于书中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是其代表作。《群经平议》等经学著作对“十三经”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校勘整理;《诸子平议》及其相关著作遍注“子”部书达40余种;《古书疑义举例》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和校勘学知识,在遍注群经、诸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古文“文例”88例。梁启超认为马建忠所作的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正是将王念孙父子的《经传释词》和俞樾的这部书“融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缘此,长期以来俞樾被学界视为一位朴学大师。
 
然而,对于俞樾的学术定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俞樾的学术成就虽主要体现在汉学方面,但其学派立场基本上可以说是公羊家的。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他的个人经历,生平既不愿“空言心性”,更不想“高谈经济”,妄论时事,以至于很少有篇幅齐整、“思想性”强的作品。因此,尽管章太炎等人已注意到他治《春秋》“颇佑公羊氏”(《俞先生传》,载《章太炎全集》(四)),傅斯年更是朦胧地意识到俞樾在“主义”上的公羊家立场,但多数学人对其公羊家立场的认识还是不太明了。有人甚至认为,俞樾虽“涉猎《公羊》之微言大义”,但“不及三科九旨”,“更无论大一统”。笔者通过对他的随笔、杂文、诗词和考辨性文字进行多年研究后发现,他不但以“因例以范事”、“因事以托义”的公羊家法发明经传中的“微言大义”,而且对“三科九旨”、“大一统”思想也有明确系统的认识,更视“六经”为一个整体,认为“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见《春在堂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42页)。因此,公羊思想可以看成俞樾校勘整理群经、诸子的指导思想。在他那里,公羊学在一定意义上被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所在。就此而论,将俞樾简单定位为朴学大师是不确切的,视之为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学者似更允当。
 
二、俞樾治经治学的宗旨及学术风格
 
“通经致用”是俞樾治经治学的宗旨所在。他所谓“致用”,主要是就传统道德的教化而言。他尊尚孟子的“返本”说,要求以传统道德为本;又提倡荀子的“教化成性”说,强调道德教化。故他以孔、孟、荀为“一圣二贤”。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种人性论思想,他完全用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加以对待。只要不与道德教化相冲突,他都加以吸收利用。他对一些公羊学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与发挥,以便进一步突出道德的基础地位。他将《白虎通》中的“三统”论与董仲舒的“三统”论结合起来,从而淡化了“运次”在“三统”循环中的“规律”性作用,而道德的作用因此更加突出。他又发挥“众所归往谓之王”的思想,强调为政以德的重要性。他对公羊学中的“三世”说也进行了重大修正,认为“三世”进化到一定阶段,由于诸夏的道德达到很高的水平,“夷”、“狄”与诸夏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不再有融入诸夏的可能,因此,“夷夏之辨”愈严。为解决这一思想与当时时代趋势的矛盾,他又用“小九州”和“大九州”思想加以调和。可以说,保守传统道德、担承“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成为俞樾所有学术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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