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的群经、诸子研究，以乾嘉皖派汉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治学门径为依归，要求“原本经典”、“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重建诂经精舍记》，载《春在堂杂文》），反对空谈义理和迂曲之言，特别重视“因声求义”和“以意逆志”的法则。在此基础上，其治经治学又形成了自己“以疑存疑”、大胆置疑的学术个性和风格。在他看来，不管某种观点成立的理由多么不充分，只要能获得至少一条材料的支持，就应该两存其说。在《诂经精舍自课文》和《经课续编》中，他常常就同一论题出示多个答案，例如“皋比解”，他以不同的角度和材料，列出了结论迥异的五种答案。因此之故，在俞樾的著作中，既存在两存其说的情况，也存在据孤证以立异的情况，还存在自我否定的情况。这些都应该从其“以疑存疑”的立场来理解。对俞樾这一学术风格的评价，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章太炎、黄侃等抱有微词，梁启超、刘师培、宋恕等似乎倾向于赞同的态度，钱玄同则大力提倡。客观地说，“疑则阙”与“以疑存疑”属于不同的学术风格，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学者都要受自身的学识修养和思想立场的局限，自以为有“十分之见”的结论未必绝对正确，而“疑则阙”则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贵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为乌有，后世学者因此便失去对同一问题加以重新研究的机会和条件。“以疑存疑”、大胆置疑则能给后学者留下更广的研究空间和更多的研究思路。

 

俞樾治经治学不但以“六经”为一个整体，还认为周秦诸子于圣人之道“亦各有所得”（《春在堂尺牍》卷一），只要“合诸子之言以求道”，就能得到圣人之道的全体（《论语小言》），儒家思想与诸子思想的关系，是道之一与事物之万的关系。这种整体观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是俞樾学术风格的又一特征。由此出发，其治经治学往往“务求通博”。治经不分今古，主汉学而不斥宋学，对诸子和释、道思想能兼收并蓄。“经”“子”互证也因此成为他治经治学的一个重要手段。俞樾在文字学领域对具有一般规律性的古文“文例”的总结，也是得益于这种整体观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反过来，他又以这种系统分析方法和“文例”指导群经、诸子的校勘整理，从而能冲破前人的注疏重围，独抒心得。刘师培指出：俞樾对群经、诸子的校勘梳理，“虽说多凿空，然言必有验，迥异浮谈。”（见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159页）

 

 

俞樾是一位通儒，涉猎范围广泛，其学术成就以“通”见长。单就其著述而言，在具体领域的研究方面，与后世学者的成果相比，似乎不那么精深。但就俞樾而言，其学术地位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成果方面，更体现在传统学术的传承方面。他本人一再强调，其学术以“梯梁后学”为取向。俞樾的三部代表作完成于1864至1868年，对其后一、二十年的传统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此前，鼎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已处于衰微状态，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文献荡然，老成徂谢，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鉴于“拜上帝会”传播的教训和自身的经验，曾国藩等“中兴名臣”把重建传统文化秩序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俞樾对群经、诸子的通儒式校勘整理以及对古文“文例”的归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推动传统学术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对传统学术人才的培养，俞樾以求新求异和兼容并包为宗旨，因而门下会聚了多方面人才，古文经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章太炎和黄以周、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崔适、在理学方面有重要地位的朱一新等等，都成为他的门下弟子。

 

总之，俞樾在中国近代的传统学术领域有着独特的地位，对传统学术即后世所谓国学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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