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常书鸿返回敦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如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兰州又加上了流浪中的段文杰。1947年到1948年里，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有霍熙亮、段文杰、孙儒简和李其琼夫妇、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还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家庭。

 

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除了继续保护工作以外，壁画的临摹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500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展览结束，这批临本以彩色画册出版。

 

此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亡的前夕，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书鸿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他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了敦煌。

 

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常书鸿和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年代，常书鸿作为研究所的“当权派”，也被无情地打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领取生活费……然而，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命运打击和背叛的艺术家，却再次奇迹般地挺下来了。在熬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以后，敦煌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约500人的敦煌文物研究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书鸿患老年失忆症已经不轻了。尽管那时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还挂着许多头衔，但在人们拜访他时，常书鸿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为什么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曾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被常书鸿接纳，来到敦煌研究所的美学家高尔泰劝他：“算了，别回敦煌去了！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但常书鸿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常书鸿晚年在北京的寓所墙上，挂着一幅他临摹的敦煌壁画，是一身十六国时期的飞天，画风苍劲有力，在飞天周围的空地和裱边上有上百位先生的朋友和晚辈的签名，其中有孙儒简、高尔泰和许多熟悉的人名。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冬夏，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尤其寒冬静夜，清越的铃声穿过林杪，幽远宁静，渲染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历史感，更为难忘。常书鸿听了几十年，现在听不到了，只得在窗前挂出一串铃铛，聊胜于无而已。他写的回忆文章也以《铁马叮咚》为题。常书鸿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

 

1994年6月，常书鸿在北京病逝，时年90岁。按照他的遗愿，常书鸿的骨灰埋葬在了莫高窟。生前，他是敦煌的守护神；去世后，他也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