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带到日本的绣像、雕像、画像、金铜像、书帖等,给日本的造像和佛画艺术提供了借鉴。大批唐代写经传人日本,也成了日本写经书法的楷模。文物中的《王右军(注文:王右军,即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家,世称“二王”。下面的“小王”,即指王献之,)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还献入宫廷。鉴真弟子中,又有写一笔好王字的,这对以后日本书法界流行王字也有极大关系,“唐招提寺”门额据传为孝谦天皇所书,即系王右军书体,可见其崇尚之一斑。
鉴真一行对日本医药学也做出了贡献。据《东征传》记载,鉴真抵日后,除讲律授戒外,还“开悲田而救济贫病”,可见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医疗活动,传播医药知识。
自从汉方医药传人日本后,中国药品通过商船带往日本的数量、品种很多。但是,日本人对于药物的真伪、规格、好坏,还没有标准可凭。鉴真赴日时尽管视力不行,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等直觉鉴别方法,把有关药物的鉴别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日本人民,矫正了不少错误。此外,他还传授了药物的收藏、炮制、配合、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十四世纪以前,日本医界把鉴真奉为始祖,据传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药袋上还印有鉴真的肖像,可见其影响之深。
据载鉴真赴日时带去大量的甘蔗和蔗糖,正仓院中收藏过唐代时传人的蔗糖。有人认为鉴真赴日后可能把榨糖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至今,日本人民把鉴真奉为榨糖、缝纫、制豆腐、作酱油的始祖,可见鉴真抵日后,对日本人民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和影响。日本人民以崇敬的心情,缅怀鉴真的功绩,尊他为“过海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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