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思想内涵深邃，艺术形式精美，是中国诗词宝库的瑰丽珍品，具有极高的欣赏和研究价值，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广大读者和各界著名人士的推崇和喜爱。翻译版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是中国历代任何诗词所不可企及的。

译本在国内的诞生

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流传的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中，我国自己的外文译本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这些外文译本的诞生是一项异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它首先从英文译本开始。

毛泽东诗词，以《沁园春·长沙》为代表的18首，1957年在臧克家主编的《诗刊》上发表后，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负责人叶君健开始策划制订翻译任务，经过很大的努力，英译文本于1958年完成，在这年《中国文学》第3期发表。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也出了英译单行本，并加上了1958年《诗刊》上发表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首，共19首。有关诗词的注释，大量参考了臧克家、周振甫的《毛泽东诗词讲解》中的解释。这个英译单行本1959年3月重版了一次。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七律·送瘟神》二首。《中国文学》即将其翻译成英文，连同《蝶恋花·答李淑一》一首在该刊1960年元月号上发表。这些译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1960年《文艺报》第22期，以首篇的地位发表了一篇署名“酒泉”的评论毛泽东诗词英译文的文章。当叶君健了解到“酒泉”就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的笔名后，经有关领导部门同意，即请袁水拍主管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和叶君健为组员。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泽东诗词，最后出单行本。袁水拍作为组长，对原作的解释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乔冠华对原作的解释也起重要作用。钱钟书和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清平乐·蒋桂战争》等6首词。这几首词的英译定稿就是由这个小组完成的。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单行本，共37首，其中包括未发表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10首。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这新的10首，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这10首新诗于1965年夏初步完成翻译工作。袁水拍通过中宣部将新译文及过去的旧译文一并发往国内几个主要省市宣传部转各有关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这10首新诗的英译定稿，于1966年在《中国文学》5月号上发表。事隔8年，直到1974年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才告完成。袁水拍和叶君健一起去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学外语系师生及有关人士如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等征求意见。回京后，小组根据各地提出的意见，对译文作了最后加工。在1976年“五一节”那天，《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终于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

接着，外文出版社以此为蓝本又翻译出版了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这些译本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流传。美国总统尼克松初次访华，在祝酒辞中引用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译文，就出自这个译本。中国译本的诞生为毛泽东诗词的其他译本在世界范围流传起了先导和推进的作用。迄今为止，已知的毛泽东诗词译本，就有英、法、德、意、俄、荷、西、葡、希腊、罗马尼亚、捷、日、越、印地和阿拉伯等20多种语言文字，发行数量相当巨大。

正式在国外翻译出版

现有资料表明，毛泽东诗词最早流传于西方国家的是《七律·长征》。1936年，毛泽东将这首诗抄赠给当时在革命根据地保安等地进行采访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首诗随着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的斯诺所著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大量发行，而得到广泛传播。使西方国家的读者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既能领导长征又能写诗”的革命家兼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