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完全来自于一个综合的印象，这不仅包括了日本汉学家在杂志上发表的言论，也包括了我跟他们交谈时的某些感想，感想很零碎，也不打算整理什么。这些人分别是千野拓政、桑岛道夫、藤井省三、青野繁治、竹内实、吉田富夫、是永骏等各位大学教授。好在这些年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市场一直关注，所以谈起九○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并不觉得陌生。

所谓日本的汉学家，近乎全是教职人员，每周他们都有一定量的“课时”，必须完成教学任务，从时间的宽裕程度来说，比我原来供职的中国社科院差远了。处于这样一个基本状态，让他们关注中国九○年代后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行业内部的事情。所以，翻译数量的提高并不等于日本读者喜欢上了中国小说，而往往的情况是，日本人的阅读比较盲目。

从数量上看，九○年代以后，日本图书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增长飞快，快得已经到了眼花缭乱的地步。包括棉棉、韩寒、还有最近的夏伊，都是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于图书市场上的。其实，这一现象很多来自于汉学家不约而同的努力方向，即“先翻译，回头再说！”

导致这类想法无怪乎中国发展之快，尤其是当代文学行云流水，弄得汉学家很难静心研究，每天被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夺去了眼球。最近尾崎文昭编辑出版了一本当代中国文学的指南书，书名叫《从规范到脱离》，他惊呼；“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简直没办法网罗，也无法总结！”

鉴于如此浮躁的日本汉学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些纯文学的杂志纷纷组织了中国文学的特辑，去年8月号的一家杂志集中翻译了春树、戴来、潘向黎等人的小说，并灌之以“从春树到反日”的醒目标题，杂志的出版时期跟当时日本媒体大幅度报道中国反日游行大致是同一个时间段，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本杂志特想搭媒体快车一样。但实际上，翻开特辑一看就知道，比如对潘向黎小说《白水青菜》的评价，藤井省三教授说；“绝对村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听上去，九○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似乎是相当私人化的，同时也受村上小说的影响，所以，藤井教授津津乐道，指出中国有一批“村上的孩子”，叫“Murakami children”。他甚至说，村上春树小说受海外欢迎的程度跟国民总产值有关，这个说法听起来蛮奇妙的。

总之，为了跟上“中国”这一大话题，九○年代后日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都跟着媒体跑，即使小说内容并非如此，但从大面上能搭上腔儿，出版商就会高兴。更绝的是青野繁治教授，他为中国小说得以畅销日本开了一个秘方。抄录如下：

1 遭禁的小说

2 有些情色

3 书名加“上海”两字

4 字数别太多

5 价格便宜

他认为，九○年代后的中国小说，要算《上海宝贝》之于日本的销售最成功，因为它完全达到了上述标准。

（编辑：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