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分化后的南社须整体把握

南社的第一任社长柳亚子曾说，南社是文坛怪物；又说，一部南社史真不知从何写起。

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南社内部的分化愈烈，争论不断，相当部分的人对新的形势不理解，有的消沉，有的保守，有的投靠军阀，成为政客，为反动势力效劳，甚至成为汉奸，如汪精卫等人。黄霖在分析南社内部的分化后认为，当时南社的核心力量，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徬徨与动摇，但总体上能与时俱进。

在多年的找寻过程中，姚昆田发现南社成员的组成精彩纷呈，“很多年来，我们对于南社的认识都集中在柳亚子一个人的身上，柳亚子当然对南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南社的成员经历太多太精彩了，对南社的评论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姚昆田说。

南社成员中最多的是办报的和兴办教育的，前者开舆论之先，客观上也成为了进步思潮的宣传者；后者办学，尤其是近代中国女子学校的创立者，大多是南社人所为。和普通的社团不同，南社成员大多出自世家，家境殷实，因此，南社的活动经费都是社员自己筹措，在办报和办学校上既出钱又出力者众多。“新闻界的成舍我、曹聚仁当年都是南社人，在南社成员中，新闻人有330人，而且这些人不只是一般的记者，而是主编，既办报又自己写文章。办教育的更多，有350人，比如马君武，当时身兼三个大学的校长。”姚昆田一一历数。

柳亚子在十多年后总结南社时曾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可说是文经武纬，都是南社的‘势力范围’。”事实上，除了黄兴、宋教仁是南社成员，国民党内的高官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以及文化大家李叔同、茅盾、苏曼殊、黄宾虹、沈尹默、白蕉等都是南社中人。

“作为南社灵魂的柳亚子，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五四以赞成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后来也拥护白话文和新文学。1923年，他与叶楚伧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新南社发起宣言》就说：‘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黄霖认为，南社的社员，大多数是文人。那些即使后来成为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人物，也往往是从文人出身的，所以他们的贡献，除了直接投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之外，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南社的主要作家往往钟情于旧体诗词，以此为正宗，有的因此而顽固地反对新文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南社中也有一些人积极从西方的文学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如高旭就很早主张‘鼓吹欧潮’，反对盲目复古。正是受西风的影响，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后来出现了新诗，沈尹默也是最初一批尝试写新诗中的一个。南社社员又积极提倡戏剧改革，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刊了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曾孝谷、李叔同等改编并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成为中国新戏剧运动的开端。

跨越局限：反思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不可否认的是，在19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南社在历史、文学史上所受的重视不够，茅盾、阿英对此都曾表示过意见。过去有人曾认为辛亥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南社革命不彻底；南社中许多文人作风过于传统，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民国后不少南社成员又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

“南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人看不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天石说，建国后受“左”倾思想影响，认为南社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资产阶级的团体，众多清规戒律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南社研究非常尴尬。他写的一本南社研究著作，1964年就安排出版，结果到了1982年才获出版。

罗时进教授则认为，现在对南社的研究不应受到当初的那种局限，百年间，南社研究自南社人自己开始，其后有盛衰消长，但一条线绵延不断，这条线可以称为“南社学”，“研究南社学，就是向20世纪初的一批文化英雄致敬，南社人在20世纪初以文字播弄时代风潮，抗清反袁，未必非常成功，但他们爱我们的民族，那样勇敢无畏；南社人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存国粹，振国魂，其目的与效果未必一致，但其‘夫国而无学，国将立亡’的深痛剀切之感，那样振聋发聩；他们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国、爱地方的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是我们最应该守护和继承的。”

一些观点认为，今天的文士风骨已成为一种稀有现象，一些经济学家遭受公众空前的质疑，大学校长、教授视抄袭如常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崇敬渐渐烟消云散，而对老派文人的怀念却与日俱增，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为国家与生民呐喊的声音成了怀旧的主题，而南社无疑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文资源。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曾景忠认为，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南社的这一精神十分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发扬和借鉴。

“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南社成员沈龙圣之子沈立人认为，纪念南社，更让人反思的是当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永久的课题。

（责任编辑：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