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1925年，清华成立了研究院国学门，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不长的几年办院历史里，培养了70位学有专长的国学学者，其中有几十位在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或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与影响奠定了清华初期的学术声誉，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早已成为清华大学足以自豪的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产物，它以“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人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共同创造的这一辉煌历史业绩，对后来清华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示范的意义，也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上世纪30至40年代卓越发展的先导。不仅如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兴办的成功经验，也为清华的大学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实例和基础。

 讲演者小传

    陈来

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198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0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I SCP)副执行长。

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中国哲学。

 一、“求新的世界眼光”造就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学术风格，有一致之处。王国维早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国学院师生的关系，颇类似旧日书院的风气，即师生在课外的关系相当密切。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曾被称为四大导师。

其实导师并不是正式的职称，而是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员为研究生，教授指导学生作专题研究，其与学生之关系便为导师。

教授不仅指导学生研究，也开堂授课。其中，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与古文字研究在当时冠绝一时，他在清华研究院课堂讲授者为金文、说文、尚书、仪礼、古史新证。

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主要授课为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所讲并不是专门之学，而是通论为主，体现了他“通儒”的特点，事实上，学生听梁启超课的受益最多。

陈寅恪所授课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金刚经、高僧传，介绍当时欧洲汉学的研究成果和目录，并以中亚考古学、东方语言学的材料与中国旧籍互相证明。

赵元任所任课主要为方言学、中国音韵学等，方言学强调实地调查，为旧学所未有，音韵学则是注重“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与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其授课内容为当时语言学的前沿。

四位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一致之处。王国维早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后来陈寅恪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强调中西融合，而以中国为本。

在具体治学方法上，可以陈寅恪叙述的王国维治学方法为代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述及王氏之学术与治学方法，举出三条：“一曰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去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他说，此三类之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这三条虽然主要是就文史之学而言，但确实代表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研究上的精神风气和示范意义。

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国学院师生的关系，颇类似旧日书院的风气，即师生在课外的关系相当密切。事实上研究院《章程》已经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1925年研究院开学典礼当日，梁启超即席作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讲演，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章程》关于发扬书院精神的规定必定是出于梁启超的意见。这种书院式的师生关系，也是老清华国学院的重要教育特色。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者吴宓在讲述清华研究院缘起的《旨趣和经过》中指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最近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的讲话指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