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的灭绝不可逆转”之说 陈明说：我们应承担传承责任

在国内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却依旧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国内学者倡议要将国学加入教材，一方面是儒学被称为没有躯壳的“游魂”。就连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也对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悲观，“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断代。”

对于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古老文明来说，现代化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新儒家领军人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更愿意在挑战中寻找突围的机会。他说：“文化或文明是可以灭绝的，我们的文明能够连续性地生存下来确实值得庆幸，确实应该去思考这里面可能的天意、去挖掘其中对于人类可能的独特意义。当然，更应该去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承担起这样一份责任。”

面临危机选择不同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日前表示，世界文明古国目前只存中国，说明文化是会灭绝的，整个世界四分之三的古文化都灭绝了，这种灭绝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文化可能断代，也有可能在我们这代断裂开来。

陈明则认为，正是如此，所以才需要一代代知识分子去努力承担传承文明的责任，他说：“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一直绵延下来的确实只有中国，印度、埃及以及古希腊现在的文化都是外来的，就是说地还是那块地，但文化已经被改写。这种被改写用灭绝表述也许过于悲怆了一点，但我们的文明能够连续性地生存下来确实值得庆幸，确实应该去思考这里面可能的天意、去挖掘其中对于人类可能的独特意义。当然，更应该去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承担起这样一份责任。”

文化或文明是可以灭绝的，实际中国文化一直面临这样的挑战。陈明说：“近代知识分子心头普遍笼罩着这样一种危机。陈寅恪、王国维是代表，鲁迅、陈独秀也是代表，他们只是面对危机的反应与选择不同而已。我们现在又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这次不是种族对抗或军事殖民，而是生产方或更广泛点说是由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变迁。由于这种变迁在现有理论话语里具有某种被毋庸置疑的正当性，我的基本观点套用一句老话说就是，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理解成挑战是保守主义的标志，理解成机会则是区别于原教旨主义者的标志。有心的读者不难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的论述中看到前一种差别。”

国学是通识教育

很多人认为国学应该成为一门教育学科，在学校设国学课，并成为高考的内容，对此陈明表示，这其实是通识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因为这些本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部分。他说：“在学校开设国学课、在高考中加入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推进的，但必须要注意到前面讲的这种情况并做出相应调整扩充。历史、儒释道回耶诸教都应该有所包括。这实际也是所谓国情、通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学教育问题其实并非只在现在存在，它是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问题，陈明说：“晚清知识分子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忧患意识出发，它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国家主义。在当时提出国学乃国魂之所既具有救亡图存的意义，也同样具有重建自我的积极意义。亨廷顿在后冷战时代提出文明冲突论无疑强化了这种重建的势头和合法性。但必须指出，国学治国是具有某种片面性的，即是由儒家文化定义的诸夏而已，而我们现在的共和国却是一个法律概念、现代性概念，与那个‘诸夏’不仅不重合，而且在领土、族群、文化上均存在巨大落差。这些是需要引起我们足够注意和重视的。”

泰国清迈的孔子像。

儒学何以谈治国

儒家学问一向以经世致用著称，当今国学热的推动之下，儒学早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就在今年的经济危机中，谈儒学的知识分子似乎很少对此发言，陈明表示，一方面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另外一方面，真正给儒学发挥的空间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