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角之年，就已开始在下田耕作间隙捧读《三国演义》。弱冠之后，在无锡学前街以教养学，先后进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苏州美专、无锡国专，得遇名师钱穆、王蘧常、朱东润、钱仲联……而立之年后，主持编选的《历代文选》，成为毛泽东亲自向全党推荐的第一本新中国领导干部文化读本。不惑之年后，开始研究《红楼梦》，筹办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86岁完成集“红学”大成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半百之年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一年，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术主张。花甲之年后，历时20年，十进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抵达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和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深入大沙漠，穿越罗布泊，实地考订玄奘取经东归路线，破解了一个千年悬疑的难题。古稀之年后，两度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画展”，其画作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耄耋之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

千百年前唐僧取经走的是新疆哪条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项羽并不是在乌江自杀的？曹雪芹有着怎样的上代与今生？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那雷声何时响起？

当代著名学人冯其庸先生，不仅在精深的学术上为祖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拓宽疆域，再造辉煌，还通过对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文化常识进行探究和阐释，为普通民众带来书香扑面的清新享受。

冯其庸身上散发着一种内在的和谐：他的学术以西域学为代表，十进新疆，深入大漠，登临帕米尔高原，充满阳刚之气；而他的《红楼梦》研究则是取精用弘，深入人物内心，极具阴柔之美。他的学术研究，条分缕析，逻辑严谨，证据环环相扣，彰显了科学理性的力量；他的诗画，却是热情奔放，意境高远，洋溢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冯其庸先生又与教育有着一生的情缘。在其学术人生中，他既受惠于教育，又奉献于教育。“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以回报祖国，回报人民。”这就是一代学人冯其庸所作的“人民学术为人民”的宣言。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大学者，走近他，体会他，感受他，倾听他，你会发觉，他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瓜饭楼博物馆”里藏着童年记忆

1994年，74岁的冯其庸先生离休以后即久居京东郊区，他的书斋名为“瓜饭楼”。启功先生曾到冯其庸家作客，十分欣赏他的藏书和收集的古代文物，不无羡慕地对冯其庸说：“您这栋小楼应该叫‘瓜饭楼博物馆’。”

那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有6个书楼，分别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兼做客厅）、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文学作品、线装书和书画作品、西部和敦煌的文献、历史类和红学类书籍。去年又新加盖了一个专门的两层书房，专门存放佛经和其他图书。

冯其庸说：“‘瓜饭楼’这个命名，是为了纪念我年少时的一段苦难经历。那时最难过的是早秋青黄不接的日子，一大半时间是靠南瓜来养活的。但我家自种的南瓜也常常不够吃，多亏了好邻居邓季方每每采了他家的南瓜送来，才帮助我们勉强度过。我的书斋起名‘瓜饭楼’，我常常画南瓜，都是因为那段日子让我刻骨铭心。”

然而，贫困中的冯其庸在躬耕的同时也种下了读书的种子。他说：“我很小就下地干农活了。就是上学期间，也是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在读了近80年书后的今天，冯其庸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当年，他把仅能借到的《三国演义》颠来倒去地读，读到可以背下来很多回目，甚至至今还能背得出一些。《三国演义》、《水浒》、《古诗源》、《西厢记》等书，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

     从名师身上感悟理想的教育

面对当下流行为学者封“大师”、戴高帽的做法，冯其庸哈哈一笑：“现在有些人称我国学大师，和我的老师、同辈相比，我是不敢称国学大师的。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教育和学术是冯其庸人生的两大主题，对于师者身份，冯其庸一直极为重视，从没有停止过探索育人方法的脚步。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冯其庸就在一代名师身上早早地体验和感悟到极富理想的教育教学了。

冯其庸说：“无锡国专的一个特点就是名师多，许多大师级的学者给我们讲课，都有各自的风采。像给我们讲《史记》和杜甫的朱东润先生，他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很足，讲杜诗时，吟诵的声调每一首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了。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朱先生当时朗诵的样子。冯振心先生开的课是‘说文’，用《段氏说文》作教材，逐字讲解，我特别感兴趣。这让我以后形成了一种观念，我认为一篇文章，从单个的字到词，到句，到段，到篇，一层一层都要搞明白，有一个环节弄不清楚，文章就会理解不准确。学校还经常请名家作讲座，开阔学生眼界。我听过钱宾四（钱穆）先生的演讲，哎呀，太吸引人了。他讲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他的话说叫‘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做学问就钻牛角尖。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在无锡国专，学的具体知识未必很多，你想，王蘧常先生一个学期没讲完一篇《逍遥游》，但他旁征博引，联想比较，给人无穷启迪。我被那些了不起的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染，领悟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感到做学问乐趣无边。总之，无锡国专培养了我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确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使我的眼界和胸襟都大大开阔，这些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冯其庸持续一生的学术创新正是源于名家们成功的教育教学。冯其庸说：“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时，课很重，运动也多，白天开会，只能晚上备课、看书。我总要把白天耽误的时间找回来，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几乎总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敢睡觉，持续了十多年。当时最重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一周5次。每一篇作品，我一定理解透了才去讲，讲出心得，讲出精彩。《历代文选》就是在这门课的基础上编成的。编这本教材当时一无依傍，从选目到体例都是我定的，教研室的老师分头去注释，我来统稿，然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讲义用了好多年，不知怎么后来这本油印教材传到了青年出版社，周振甫先生在那里当编辑，看了说好，又切合社会需要，于是决定出版。我写了一篇长序，叙述中国散文发展脉络，加在前面。毛泽东主席看到这本书，很欣赏，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读。为了讲好课，我还编了一部文学史讲义，从先秦写到明清，六七十万字，下了很大功夫，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80岁以后，即便在病中，即便在深夜一两点钟，冯其庸只要想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披衣下床查书、查资料，有时竟干到“东方之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