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地间最大一部书

人们说冯其庸有“西域情结”， 冯其庸坦言：“确实是这样。我从少年时读李颀、岑参等描写西域风光的诗，大为惊异，不由心向往之。几年后又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和感动，所以一提到西域，更是怦然心动。”

而提到“西域情结”，不得不提的是冯其庸深入实地考察的大气魄。冯其庸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很受瞩目，中国传统学术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冯其庸更是认为：“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一有机会我就到全国各地游历，我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最为得意的是十进新疆，深入大漠，终于考察清楚了当年唐玄奘从西天取经东归的路径，还在唐僧进入中国边境处立了碑。谈起八旬老人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道：“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付出！”

“为什么我去新疆10次？因为有些学术调查不可能一次完成。玄奘取经东归路线一直弄不准确，没有可靠依据，只能一段一段查，这次走错了，下次再来。1998年，登上明铁盖山口，亲自目验了‘瓦罕古道’路标，搞清楚了公主堡的位置，听到当地流传的一千头羊的故事，按照《大唐西域记》的相关记载，才终于考定了玄奘东归入境的古道。我写了文章，赵朴老知道了，索去在佛学会刊《法音》上发表。去年（注：2005年）还在玄奘东归入境处立了碑。存疑了1000多年的问题一旦豁然朗然，内心充满快乐和幸福感，那真是像《庄子•至乐》所说的‘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坚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巴金说：“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产儿。”当人们享受每一个历史转折所带来的美好生活时，就更加感念呼唤这些先驱们。

回想起3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冯其庸就曾是那先驱行列中的一位。正是那场讨论明确了使我们今天繁荣、和谐发展的科学论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那个历史转折的标志。“五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真理标准大讨论”则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在1978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其庸《红楼梦》研究学术专著《论庚辰本》中，冯其庸在该书第91页上总结性地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文后的附记中，冯其庸注明：“1977年5月20日开始动笔，7月23日凌晨在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狂欢声中写毕。”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独立写下的中国当代思想史。

冯其庸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独立地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既与他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有关，更与他多年来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态度有关。

冯其庸提倡的治学“三到”精神在实践中实现了统一。作为著名的红学家，他说：“在《红楼梦》研究中，每遇到问题，不管能不能查到，我都要实地去调查。一个是作地面调查，即历史遗存、实物调查；另外一个是书本文献的核查。”坚持文献研究与地面调查、地下发掘相结合的学术道路，是冯其庸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学术原则。他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例说：“研究《红楼梦》，不研究原始抄本，是很难有深刻认识的。我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着排列出来，共30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的。我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

用“三到”的方法，冯其庸匡正了古今许多常识性的谬误。如项羽历史传说一直都是“自刎于乌江”，也有人提出过不同观点，但论据不足，难以服人。冯其庸在20多年里多次前往实地考察，结合历史文献终于搞清了项羽死于东城的历史事实，并对历史谬误产生的原因作出了确实的论证。

“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我虽然已经虚龄84，身体多病，做不了太多了，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以回报祖国，回报人民。”这就是一代学人冯其庸在84岁高龄时所作的“人民学术为人民”的宣言。他很赞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警语：“立学为民，治学报国”，并亲笔书赠引以为同道。

   端正路子夯实基础集红学之大成

冯其庸最富盛名的学术成果是《红楼梦》研究。在近40个年头的研究中，冯其庸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红学专著30余种。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独特贡献是：路子正，基础实，集大成。

冯其庸的研究是建立在对《红楼梦》文本的校勘和发掘整理基础上的，他坚持首先搞清楚《红楼梦》小说的本来面目，《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是他近年来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全面总结。2009年初，他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更是把目前发现的多达13种版本脂砚斋评本全面地汇集在一起。这一基础性工作，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在《红楼梦》研究中，文本和作者的身世研究是基础。《红楼梦》传抄文本繁多复杂，作者本身的材料极少，而有关作者家世的资料又极丰富，而且不少新的重要资料，都是冯其庸亲自发掘出来的。冯其庸科学严谨的研究为这两项工作作出了集大成的贡献。冯其庸强调：“作品研究，离不开‘知人论世’，《红楼梦》是以曹雪芹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开描写的，当然就更需要弄清作者家世，否则，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资料一直不多，冯其庸通过他独特的“三到”研究，确认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真实可靠，加上他亲自发现的两篇《曹玺传》、辽阳三碑等重要资料，基本理清了曹雪芹的家谱身世。

冯其庸对《红楼梦》的研究不是东鳞西爪的，而是完整的、系统的，无论是他对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还是他对《红楼梦》小说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他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十分完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系统的高起点。

对于冯其庸这位“红学”大家，冯其庸的学生、人大国学院副院长叶君远如此评价：“冯老参与创建了红楼梦研究所和红学会，参与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并且坚持发行了100多期，在凝聚红学研究队伍、推动红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上发挥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