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近二十年来的经学研究，主要从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文献学的背景中，对经部文献进行整理；第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部著作、注经大师进行思想史的解读；第三，从解释史的角度，对十三经的注、疏，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的经学注疏进行再解释；第四，从史学的角度，对经学发展的学术史，以及经学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历史进行研究；第五，从文字学与思想史的角度，对新出土文献进行解释与辨析。而通观2009年所出版、发表的经学著作、论文，可以看到，本年度的经学研究中，《诗经》、《论语》的研究比较集中，出现了一批著作与论文；《周易》、《春秋》、《孟子》研究比较薄弱；而《尚书》、三礼、《孝经》研究更加不受重视，甚至没有一篇《孝经》学论文。具体而言，2009年经学研究主要在下列几个领域把经学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第一，对待经学态度的明确转变

对经学态度的明确转变，体现在许多研究者彻底摆脱“左”的影响，不再把经学视为所谓的“封建意识形态”，而是正视经学为华夏文明传统之核心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从华夏学术的内在理路对经学进行新的整理与诠释。

在华夏史上，经学为中国政教、学术的核心。六艺之于汉唐，四书之于宋明，皆能在朝廷上规范政制，在社会上教化百姓。自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后，帝制土崩，家族瓦解，经学的影响也随之终结，经学遂变成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民国时代，经学研究尚未断绝，有因反对经学而研究经学者，如周予同之于经学史，闻一多之于《诗经》学；有尊信经学而研究经学者，如曹元弼之于《周易》、《尚书》学，简朝亮之于《论语》、《孝经》学，柯劭忞之于《春秋》榖梁学等等。二派的学术水准，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协于时代风气，前者竟然大行其道，后者遂至湮没不彰。随着老派学者纷纷谢世，传统经学研究也几无丝缕之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只有蒙文通、杨向奎、沈文倬等寥寥几位经学研究的颛门名家。

新时期经学研究的重新开展，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化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便发现，从西方舶来的学术分科体制，无法涵盖华夏传统的学问，尤其是无法涵盖经学。而且，当我们进入传统学术的内部，以整体性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便会看到，经学在传统四部之学中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要对传统文化的本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无法绕开经学。同时，“国学热”的兴起，也不断催使这个时代的学者重新打量经学的价值。因此，近几年来，当代学者越来越重视对经学的内在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第二，一些专经研究的多样化推进

2009年的经学研究中，《论语》研究成果所占比重最大，而《论语》学亦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传统《论语》学主要有汉宋之别，汉学以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为中心，宋学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中心。汉学被纳入文献学、文字学的范围，宋学被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在现代学科中对《论语》进行学科化的解读，不一定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但是，如果是对《论语》源流有所探究，对其义理有所发挥，则都可以视为经学的发展。2009年的《论语》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有较大的推进。

首先是《论语》学史的研究。2009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论语》通史著作，即唐明贵先生的《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在此之前，海外已有数部《论语》学史著作出版，如约翰的《传播者与创造者：中国的〈论语〉诠释者及其诠释》(哈佛大学东亚中心2003年出版)，松川健二编的《论语思想史》(林庆彰等译，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唐明贵的《论语学史》主要从文献的角度，整理了《论语》在历朝的解释，其中，对于宋代以后的《论语》注本的研究尤详。该书的长处在于以《论语》的注本为中心，通过对不同注本的研究，探讨《论语》学的发展脉络，所以，该书注意到了一些重要但平素不受重视的注本，例如金履详的《论语集注考证》、黄道周的《论语学案》等等。但是，以注本为中心的专经通史写作，最大的忌讳在于因视野不足而有所遗漏。《论语学史》一书中，对清朝中期之后常州学派的《论语》诠释著作如刘逢禄《论语述何》、宋翔凤《论语发微》、戴望《论语注》皆无所深研，对钱穆、徐复观极其推崇的简朝亮著《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无所涉及，对民国时期的程树德《论语集释》、陈汉章《论语征知录》、崔适《论语足征记》不置一词，不能不说是该书的遗憾。

在《论语》学史研究中，乔秀岩的《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02期)也值得一提。郑玄《论语注》曾大行于天下，然自宋代佚失，清人辑佚不下十种。刘宝楠《论语正义》、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更是凡见郑注片言，必采而疏通之。二十世纪敦煌遗书出土，郑注也重现于世。经金谷治、王素、陈金木诸先生努力，郑注《论语》，已十见七八。《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从文献的角度，对比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的差异，认为“郑玄以其庞大复杂之经学体系解释《论语》，故其说皆有理据，精密至极而不免拘泥。”而何晏则只是疏通经文大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探讨《论语》郑氏学的丰富性。

其次是对《论语》及其注本的解经学研究。与往年相比，2009年《论语》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出版、发表了不少著作与论文。其中，陈少明教授主编的论文集《思史之间——〈论语〉的观念史释读》(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颇具代表性。本书中的论文，包括对《论语》经文的释义，如冯达文教授的《“曾点气象”异说》，曾海军的《“矜而不争”辨义》，也有对《论语》注释的研究，如李兰芬教授的《玄远之幕的飘落——王弼〈论语释疑〉的命运》，许雪涛《刘逢禄＜论语释何＞及其解经方法》。这些论文，都是对经学的观念史研究。对经学的思想史、观念史研究，能够从不同角度丰富经学的内涵，揭示经学及经学史的意义。另外，武道房的《经学史视野中曾点之志的多维解读——兼评〈论语·先进〉“侍坐”阐释史之得失》(《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3期)从今文学、古文学、玄学三个学派对“曾点言志”篇进行梳理，揭示出《论语》解释学的多样性。向世陵教授的《从〈论语笔解〉看唐儒对汉儒的超越与儒学的革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则通过对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的研究，认为该书是《论语》解释从汉唐的章句训诂向宋明的义理阐释转化的转折点。

对经文以及经注的解读，渐成近几年经学研究的热点。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促使人们抛弃以往那种用西方概念对中国经典生搬硬套地解释的做法，而回到中国经典的文本上来。这对改变学界孔疏浮夸的学风，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