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些重要的经学问题研究获得了新进展

通观2009年的经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经学内部问题的讨论获得了新的进展。

在经学研究上，陈桐生教授的《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学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一书的出版，大大地推动了《诗经》研究。在中国古代，注经大师研究《诗经》，旨在教化人民，调节情性。而现代《诗经》研究则将它视为文学，只重视《诗经》的文字音律。《礼化诗学》淡化《诗经》学中齐、鲁、韩、毛四家之别，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诗教在周礼的践行中得到传播，而西周的礼仪崩溃以后，孔子与孔门弟子又不断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而《毛诗序》的出现完成了《诗经》礼学化的过程。该书的精彩之处，便在于作者把《诗经》还原为经学，并从诗教的角度切入对《诗经》进行研究。作者以礼义说《诗》教，实在是独具慧眼。《礼记·经解》所谓“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教化，并非单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吟诵中实现，而是在礼乐制度中“引诗断章”实现。尤其是对于《毛诗》而言，《毛诗》之诗序、郑笺，通于《周礼》、《仪礼》、《左传》、《国语》，其与礼学的关系，历来为《诗经》学者所重视，清人包世荣便撰有《毛诗礼征》。然而，《礼化诗学》的不足，在于作者把《诗经》从战国到西汉的三家诗到东汉的《毛诗》视为一个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毛诗》与三家各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因此，它们的教化功能绝非完全相同，例如《齐诗》言“四始五际”(四始指水木火金，五际指五行之际，详见邵瑞彭《齐诗钤》)，《鲁诗》言“四始”(《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这些说法，与后出的《毛诗》，不是同一个体系中的理论历史发展的关系，而是解《诗》不同体系的关系。

在经学史研究上，一些经学史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例如俞艳庭的《两汉三家〈诗〉学史纲》(齐鲁书社2009年9月出版)，便从文献学的角度，全面整理了两汉《诗》学的传承史。三家《诗》尽皆亡佚，虽有清人如陈乔枞、王先谦多方辑佚，但只剩断简残篇，很难深入探讨。值得称道的是，《两汉三家〈诗〉学史纲》并没有满足于文献的罗列，而是极力从三家《诗》学博士的地位沉浮，去讨论三家《诗》与两汉政治的密切关系。在郑玄研究方面，史应勇的《“整百家之不齐”——析郑康成如何平衡群经异说》(《国学学刊》2009年第2期)则深入探讨了郑玄如何通过注经，使经学实现“小一统”的局面。而在《春秋》学研究上，刘宁的《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探讨了《春秋》义例学与董仲舒在以《春秋》决事中对义例学作出的贡献。作者认为，《春秋》义例学是以“比事”为基础，总结归纳圣人的裁断原则，体现出“无达例”的灵活面貌。《春秋》的“属辞”，即书法、笔法，是“比事”的体现。在《尚书》学史研究上，姜广辉的《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3期)详细考察了明代梅鷟的《尚书谱》。阎若璩评价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姜先生的论文即围绕这一断语进行详细的辨析。这种辨析，使人们对梅鷟的《尚书谱》的价值与不足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周易》学研究上，刘大钧《帛〈易〉与汉代今文〈易〉》(《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通过今、帛本及竹书《易》学材料的比照，确认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乃是汉初田何所传的今文《易》本，并对汉代今文《易》学做出了初步的求索和挖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填补了对日本《诗经》学引介与研究的空白。经学乃中华文化圈共同的经典，不但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生活，而且惠及东邻诸国。今天的经学史研究，不能忽视对古日本、朝鲜的经学发展状况研究。而且，在清末民初，许多日本学者曾远赴中国，向俞樾、叶德辉等经学大师学习经学。《日本诗经学史》详细地梳理了《诗经》在日本被翻译、传播的过程，对一些著名《诗经》注本，如竹添光鸿所著《毛诗会笺》的介绍，皆颇有见地。

从2009年出版的经学论著、发表的经学论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由于我们的经学研究经历了五十年的中断，刚刚开始重新起步，这一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

经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漠视经学义理与经学的通经致用功能。这与现行学术分科体系密切相关。当前学术体制的学科模式，舶自西方。民国时期，虽然按照西方的学科建立了大学分科体系，但是，许多学者仍把“经学”视为一独立学科，然而，在当前的学术分科中，经学研究被分割到不同的学科之中。其中，以文献学面貌出现的经学研究，影响尤大。

不可否认，经学必须以文献学为基础，但是，文献学与经学的根本差异，在于文献学重视的仅仅是文献本身，而经学所研究的是经书义理。而在当前的经学研究中，最普遍出现的是对“十三经”的文献研究，而非经学义理研究。例如焦桂美著《南北朝经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一书，被称为“选题新颖，填补空白”之作，但是，细读全书，诸多赞词似过于溢美。南北朝经学史，向来不甚为经学史家所重视。而《南北朝经学史》一书敢于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经学发展进行整理概括，确实是余勇可贾。然而，学术史写作的基本常识是，要写好一段时期的经学史，必须对这段时期的主要典籍有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止是文献学、目录学的，而且是经学、思想史的。该书谈论皇侃《论语义疏》一节，长达三十九页，但都是泛泛之论，如谈《义疏》主旨，用“《论语义疏》的玄学化倾向”，“《论语义疏》的儒家主旨”，大量罗列原文，于是应付了事，而所言只不过是《义疏》最基本的常识。其他各章，也多是概括“注经特色”，辅以材料。这种著作，更像是经学断代史教材，而不是研究著作。

真正的经学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于阐明、发挥经学义理，经学研究不排斥哲学、文献学这些学科，不排斥考据、训诂这些方法，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则不是把经学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而是把经学义理用现代语言发明出来，成为当前思想建构的必要资源。

经学研究存在的另一问题，是专经研究的不足。经学典籍浩如烟海，每一部经都有大量的注解，这些注解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经义的桥梁。要通一经，只能对此经的历代注解，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注解有完整的认识。因此，研习经学，必须经过基本的文本细读的过程。但是，就目前的经学研究而言，这一步总体上仍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写作经学史的时候，如果研究者没有在著述涉及的细微问题上下功夫，便会导致大量的泛泛之谈。

应该承认，目前经学研究仍然处于重新起步的开端，所以，研究成果总体上很不成熟。而且，因为学制中缺少经学一科，也导致经学研究带有浓重的西方学科色彩。这两个原因，导致一些重要的经学问题往往被遮蔽，例如对《三礼》意义的研究，对《春秋》今文二传的认识等问题，都鲜有涉及。八十多年前，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说：“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到了今天，我们应该说，经学史的研究固然重要，而对经学义理进行现代诠释，才是今天经学研究的责任。

(责任编辑：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