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民(诗人、文化学者)：

近两年，我参与了一批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在这些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命运，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价值或意义。应该说，中国是这波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成果分享者，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何为？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同质化，更不等于欧美化。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必然崛起，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削弱、民族共同体文化纽带的松懈所形成的普遍的文化焦虑愈来愈成为一个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不仅仅是一个关乎民族凝聚力、民族根基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当然，对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资源、路径、核心价值，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思考。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我们对中国近30年来社会巨大的变化，怎么来算？我们国家从GDP、经济增长来计算，好像觉得30年是大手笔，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进步，经济硬实力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化问题，谈软实力，自然还有另外的不同的算法。

提到文化重建和传统资源，传统资源像大家所讲的，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文化资源、精神资源，很多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形成的；但还有一些资源是在一二百年当中积累起来，不能算很老的传统，但是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传统。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因为欠账太多，我们的现在的历史叙述、影像叙述缺乏一个非常有效的历史观。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把现代化的整个进程看作一个必然的结果。既然是一种必然性，人文的东西也就变得非常附属或者点缀。现在无论搞国学也好，还是搞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好，都是从属于大的历史叙事的框架之下的。

第二，现在谈国学实际上是谈汉学，是在延续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按照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来塑造我们自己的认识，这是很可笑的悖论。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需要更多的调整和发掘。其实，传统文化非常多元。我们现在看到传统文化只是四书五经，是京剧。它的背后大的逻辑如何，文化的多元性如何，都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问题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旦怎样把它们包容进来，变成一个影视的表现和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方面还是空白。

第三，其实无论是什么样表述方式，无论是什么样的叙述逻辑，我觉得影视的核心应该是对“人”的个体的一种表述。个体的叙述怎么跟大的主流叙事之间协调，是非常大的课题。在大叙事里边怎么加入自身的反思性，要把个体的命运放进叙事里面，不能永远是一个英雄逻辑。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影视历史作品，它能否体现多元的史观，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我也有同感，我们要鼓励提倡这样一种影视历史作品。当然，我们更希望一种多元的角度，在我们惯常的传统的视角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角度，可以从普通人的角度，从一种异族的角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切入，也应该把里面的“人”展示出来。我特别希望有一些影视历史学观或者影视历史学存在，并不一定非要依附于我们现有的这些学院派的历史学，可以通过自己去感受完成这种个性化的历史表述，也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带给人们更多的历史空间，对我们思考文化重建应该有更多的意义。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现在讲到文化重建，在哪儿重建？除了历史观和人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受众的问题，这些文化重建的工作，给自己设定的对象、受众是谁，做影像工作和文字工作的人的工作目标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恐怕影像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文字书写的力量。所以我倒是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文化重建的工作和这样一个历史时段里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人群的状况结合起来。

我还有一个建议，有没有可能从大而化之的历史叙事里边再打造出一个中间环节的层面。这个层面有可能是日常道德和日常政治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包括刚才杨念群讲到历史要写人，影像通过人来传递生活感觉、道德感觉和政治感觉，这是影视工作者的长项，这是我们很难完成的工作。所以有没有可能换一个角度，再从日常道德的这样一个层面去思考今天社会有一些问题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更丰富、更多样化。不然的话，文化重建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空泛的口号。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挑战，中国文化被打散了。但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他的古老文明，都消失了、灭亡了，而中国好像是又要起来了。但是怎么起来，很重要。我自己也觉得看经济是一种看法，同时把社会成本、生态成本、文化、信任加进来看，也是一种看法。不管怎么说，今天中国从挨打、挨饿、挨骂的角度来看，是到了重建文化的整合和自信的阶段。整个世界都在变，而且在大变，好像处在一个不只由于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性、风险之中，而且好像又到了重新大组合的状态，就像14、16世纪的世界格局。还不只是地缘政治，使亚洲变得更重要，而是整个世界怎么运转，有一个重新的大组合。这样的重新大组合里面，中国文化是不是可以回到那个被打破的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重新组织，重新打点？把很多无形的和在这几十年发展脉络里被打散的东西，尽可能重新勾连起来、激活起来，重新再组织，不是复古、复旧、振兴国学就完了，而是重新阐释、组织，变成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

中国文化应该怎么样重建？电视的形式当然比文字的形式要生动，被大众接受程度也高。但确实背后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只是用现代化的逻辑取代原来的历史脉络，显然有问题。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关于纪录片。纪录片在传播过程当中产生的种种意义有三点：其一，我们现在人文关怀普遍缺失；其二，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断裂的尴尬；其三，从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来讲，所谓的消费主义的冲击，文化全部变成了消费。

第二，关于文化认同的双重困难。怎么找到文化认同？所谓国学热，背后更大的驱动是回到传统，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以前我们讲“开天辟地”，想和传统划清界线、隔离开来，现在我们又要和传统接续，这就是当下的文化状态。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资源，让我们建构起当下的认同，怎么办，我们回到传统，重新来找，导致现在国学的流行、泛滥。但文化认同的很多“资源”其实来自于西方，我们已经被裹胁到全球化的逻辑当中，我们不能不去面对，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资源，特别是文化建构的资源都是来自于西方。如果有兴趣做一个调研，我们就会发现，思想层面上、文化层面现在是一个“翻译”世界。

到书店看，摆在最前面的书是两类书，一种是典籍的再编、再造，一种就是外国学术思想作品、文化作品的整体翻译。这也刚好说明，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认同的双重的悖论之中。

另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平和心态，冷静地对待我们的历史、文化？要说对待历史、文化有焦虑感，再焦虑也焦虑不过德国人，因为他们的历史文化给了他们太多的荣耀，同时也给了他们太多的灾难。还有，纪录片的功能可能不仅仅限于展示。任何一个国家得需要、任何一个地方也需要，但是如果说我们仅仅满足于他们的那样一个展示的功能，我相信会降低纪录片的质量，可能纪录片里需要更多地透露出反思的东西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摄像机的镜头和人的笔一样，是有视角的，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视角来面对文化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