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影像的有力之处在于历史不能重返，时光不能倒流，当使用影像这种东西来尝试重构、复制历史的时候，它具有一个我们始料不及的权力，他将拥有这样一个空前权力。一个历史影像创作出来，至少相当时间横亘在我们与可能的历史真实或者真实的历史时刻之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能成为遮蔽，每一次屏幕都可能是一次遮蔽，每一次屏幕都可能是重要的现实视野。当我们重构历史影像的时候是务必要充分小心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肩负着多重社会功能角色，而这种角色至少富有一个极大的现实功能作用。

之所以我们在这儿谈文化重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真切地感到了一种转折的出现，如果我们没有能够认可这种转折的话，我们至少有一个充分的体现，在今天的世界上变数出现了，因为这些变数的出现，所有的问题似乎变得不那么确定。

据说我们有六千年的文化，五千年的历史，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在康乾盛世中国也曾经一度占世界的GDP的1/3，假定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重谈当代的文化重建，是不是可以从漫长的、丰富的、幅员辽阔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新的可能性，相对于现代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它是一个真正的重建，是一个真正的重组，是一个创造性的寻找及其重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无论用影像还是用文字来表达，我们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其实我们都在这个历史时刻参与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想每一个发现都必然成为一个资源性的发现，每一次讲述都必然成为一个对当下的和未来的一个想象的打开，或者遮蔽。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什么样的历史被历史来表达。第二，什么样的历史观被影视来表达。第三，这样一些历史，或者这样一些历史观，如何被影视表达。第四，历史学术和历史学者在这样的表达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当然还有影视。

我们在关注历史连续性和历史断裂性的关系上，我们比较关注断裂性比较重要的事件，而对历史的连续性的方面，揭示得不是特别够。其实是说这些影视对于历史叙事的表达，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过去很多在“五四”时期被批判为王朝史观的东西，在我们的很多影视作品里又出现。这样一些历史题材、叙事，如果通过影视表达，我自己的感觉，影视基本上是要把它自己面对的对象形象化、直观化，其实和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每一个看这些问题、看这些历史现象的人是非常不同的，因此面对历史，这是更难的。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定位，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过去。当然这个离不开历史基础。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以前的历史叙事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现在又变成了成功人士的历史，我们歌颂、崇拜欲望，都想变成成功人士。这种历史视野里面，我们慢慢地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成王败寇”的逻辑。所以我们现在谈现代化，我们批判很多的关于发展主义的逻辑，我们的批判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文化的这种价值是怎么转移的。影像文化，它常常会把自己视为一种客观的、合乎历史大潮流，或者合乎人类发展的大势，把自己表现为一种不可逆的客观规律，而这些总体化的视野特别容易掩盖某一种本身带有偏见、立场的视角。

关于文化的重建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在重建当中扭转当代主流的逻辑，我们怎样以付出、奉献、互相的尊重，以此来重新建立一个文化的基础？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跳出所谓中国人的身份，回到扎根在底层的位置，重新来设想生态文明？现在的生态危机已经非常紧迫，而哥本哈根会议根本束手无策。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的后代，50年之后还在地球上生活的后代，放在我们的视野里面，为他们留下他们可生存的土地资源吧。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刚刚说到文化重建与发展这样稍微抽象一点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现在有两重任务，一重是重新“说自己”，重新进行关于自己文化的叙事，重建一些新的叙事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要去面对世界，要“说别人”，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忽视的。

现在我们“说自己”，对自己重构叙事目前还是很初步的，就主流来言，我们还是用西方的观念看中国，或者说是替西方人看中国，这个不算我们自己叙事，我们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自己叙事，我们拿出一些最好的方法来重新说自己，这个工作现在也在做，汪晖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说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中国目前来说，“说自己”还是刚刚开始，“说别人”就更少了。

白彤东(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西方人常常有一种担心，中国强大了之后是不是要把一百年的积怨全爆发出来？要消除他们这种担心，需要一套文化叙事。我们不想重复霸权的历史，因此要重新解释中国文化的文化信息，这种解释，就像杨晓民讲的，不是复兴，而是一种重建，这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过的：一种照着讲，一种是接着讲，重建也有一点接着讲的意思。也许文化重建，是想象的文化，也是在中国经典的基础之上，面对现代的问题，中国古典东西具有面对现在问题的活力。

当然重建有不同的重建方法，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好像重建是要重建中国文化。我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但是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还剩多少中国文化。从重视家庭来讲，我在美国生活13年，我觉得美国重视家庭的程度远远比中国人高得多。要重建儒家的话，以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国家基础，现在这种多元社会里有信仰不同的人，能不能再拿儒家一套安身立命的东西，统一所有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保守主义者，听来好像很有骨气，要保守中国文化，但是看文化保守主义者说的话，尤其五四时或者之后那段时间，实际上跟西化派、激进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认同了民主跟科学，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打了以后，中国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科学要学西方，还要学制度，到底保守不保守？最后那点文化上有一点分别，西化派说不保守，保守派说保守，也许改变太急了。从制度史里，也许有很多对现代社会起到反思的政治资源。我自己做哲学，我有些论述，也许中国古代那种士人政治对现在民主政治有很好的修正作用，也许混合政治更好一些。因为多元有好处也有很多危险，一元也有很大的压力，怎么在一元和多元之间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可以用影视方法去问出来的问题。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总结一下纪录片的成长历史，过去20多年，纪录片的历史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之一。20世纪通常用的文化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一种文化，这恰好跟我们现在做的门类最接近，现在来看做得不错。另外一种文化是创造一个新的空间、政治性的概念，文化跟政治之间有很密切的关联、联系。一定程度上，纪录片，包括政论片的介入，不管是用什么形式的，就是代表那样一种介入性的，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对于媒体，一方面我太重要；另一方面又有点怕它，真的是一个困惑。因为不介入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介入的话就不知道它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之间，最终造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双重的，一方面有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的技巧和政治艺术、文化艺术，一方面尤其是媒体工作者跟学术界、知识界之间的互动对话，共同介入社会问题，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一般的对话，是介入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空间，我觉得不太一样了，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新纪录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经验还值得我们重新来想一想。

李学军(《读书》副主编)：

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处在多重的矛盾之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文化重建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可又得面对传统的断裂；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文化体系，但用的又是别人的话语。现在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多从经济和政治成功的角度着眼，在文化上我们是不是也应有这样的抱负？

说到这里，我想起费孝通先生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当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文化自觉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不光是对文化的抽象认同，实际上还有对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一个深刻理解。至于纪录片创作，关键在于意识和观念，我们现在需要鼓舞自己的精神。

（责任编辑：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