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是扬州的骄傲。因为它是这个城市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里的双博馆藏着几十万片古老的雕版版片,尤其因为这里还生存着一群能在木头上刻得风生水起的老艺人
雕版印刷,是扬州的骄傲。因为它是这个城市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里的双博馆藏着几十万片古老的雕版版片,尤其因为这里还生存着一群能在木头上刻得风生水起的老艺人。
老一代:沉重的责任
据资料记载,扬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历来是刻印历书风气最盛的地区之一。82岁的王澄老先生写了一本《扬州刻书考》,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扬州广陵刻印社初创时期的主要参与者,他见证了扬州雕版一个短暂岁月的辉煌,在这本书中,他把属于扬州的雕版历史尽可能全面地考证下来。他说,解放后扬州雕版地位日益突出,是因为唯有这里还有一批雕版老艺人。
说起草创那几年,王老很激动。雕版一走进他的人生,就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广陵刻印社一开始建在高旻寺里,我们最多的时候有60多间房,用来保管版片和开展雕版印刷生产,头一排12间,我在第一间,然后是编辑间,修补版,雕版间,印刷,排书整理,装订,几十道工序,一间间过去,很有气势,最多时工匠有60多人。来自本地杭集镇的工匠最多,因为当时那里被称为‘扬帮’,个个都是代代相传的好手艺人。刻印社刚成立,来自南京苏州杭州的老书版就源源不断地运来,最终收集了20多万片的版片,我们日产万页,年产六七万册,刻印了很多书籍。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时大家全部解散,这些版片就地封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大多数被当作废物乱抛乱扔,甚至当柴火烧掉。幸好后来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写了个内参,周总理亲自过问,才及时保住了这些宝贝。”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这些国宝对刻印社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因为保护这些版子非常费劲。雕版的木头大都为梨木,因为怕潮怕虫,每三四年就要集中熏蒸,据说要先拉到一个大粮仓,把屋子全部封闭起来,里面放药雾,熏蒸一次费用要几十万,这对现在年销售也不过四五百万的刻印社来说实在捉襟见肘。好在如今扬州新建不久的雕版印刷博物馆,一间两千平方米的房间成了这些宝贝最好的落脚点。
越是见过扬州雕版辉煌时刻的老人,越对雕版的未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面对雕版印刷的日渐式微,王老显然一直在思考破题的方法,“目前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扬州广陵书社是两个单位,我的想法是把刻印社和书社并在一起,有了书社,刻印社有书号,就有饭吃,有了刻印社,书社才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雕版特色。要留住雕版的根,关键是要把它当事干,而不是当‘私’干。我但凡有一口气在,就希望说服他们两家合并。”这个耄耋老人给自己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心。
陈义时,雕版印刷目前唯一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无论从这官方的头衔还是从他拥有的大师级手艺来看,他离责任更近一些。
杭集农村一个不大的小院落,是陈义时退休后的家兼工作室,这里还有两个腼腆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慕名前来学艺的孩子。为了学艺方便,他们吃住都在师傅家。
陈大师不善言谈,他谈起自己雕版世家的家族历史也要想半天。其实,他的爷爷陈开良、父亲陈正春是两代“扬帮”领头人。14岁跟着父亲学雕版的他如今只在自己的方寸小院里施展拳脚。除了教徒弟,主要是在外面接些活回来做。他的爱人在忙完家务之后就成了工作室的一个印刷熟练工。
陈大师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祖传技艺的传承上,这个家很无奈地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行规,因为儿子坚决不学清贫的雕版,一门心思搞起了玉器雕刻。陈家最后只好委屈了已熟练掌握玉器雕刻技艺的女儿回来改学雕版。如今,儿子丰衣足食,女儿相形见绌。眼见第三代小荷初长,问及是否让小孩继承家钵,笑答:“还小,再说给孩子拿刀多不安全啊。”
所以,陈义时现如今的精力都用在徒弟身上了。“父亲那一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光拿雕版刻字来说,刻一个字需要两个工人完成,一个工序叫发刀,一个工序叫挑刀,师傅一般一个徒弟教一种,这样他们就无法离开作坊,只好永远给师傅打工,现在不一样了,我恨不能把全部都教给他们,只要他们能学,我就全盘托出。就怕没人学。”
中年一代:挣扎着传承
陆文彬是广陵古籍刻印社的现任社长。走进他的车间,虽然早有耳闻,我还是吃了一惊,偌大的车间不过五六个工人,每人面前都是一尺多高待整理的书页。大家佝偻着身子忙着手头的活,宣纸上散落下来的绒显然是这个车间最大的隐患。工人的头发、眼睫毛、工作服上沾着这些细密的东西,浑身像下了一层霜。这样的环境,他们已经呆了几十年。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在负责数书(就是检查页数)的王师傅手中已经被磨得发白发亮,轻薄如纸,“不然就得用指甲数页数,吃不消。这个硬币用了快半年了吧。”
陆社长说,他们现在月收入最多一千多,在编60多人,每年的业务量并不能满足刻印社进入满负荷运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经营是这个古老技艺生存下去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