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现在成了刻印社的一项长期活动，在扬州的双博馆、瘦西湖以及上海的三民馆，刻印社常年派人在那里演示，每有一些公众活动和商业赞助，雕版表演也是不遗余力。“表演是一种广告，也是一种传承，并且它能给我们带来效益。”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雕版活字很是出了风头，“我们雕刻的都是15cm×15cm 的大活字，只刻了一个字‘书’，是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的。那次还雕刻了1100个木活字，《梦溪笔谈》的一段，就像奥运会上张艺谋弄的那个，配上声光电，现场非常震撼，外国小孩躺在上面拍照片，稀奇得很。”除此之外，他们还印了《金刚经》，“是现存最早有确切刻印时间的雕版印刷品，存在大英博物馆，国家有关部门去拍了照片，我们重新雕版付印，非常珍贵。”不过这些尊贵的荣誉只能偶尔给这个艰难的企业带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效益。

 

在一个类似工棚的简陋房间里，记者看见几个女孩正在刷印《北平笺谱》，她们是来实习的学生，但最后能真正来到刻印社工作的寥寥无几。“他们一般最后的去处都是类似图书馆的地方，我们教他们这个技艺，主要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多一种思维方式，这也是传承的一种方式吧。”

 

在一排小房子后，记者看到了十个埋在地下的大缸，里面都是松烟。

 

雕版印刷都是用松烟墨，所谓松烟，就是用松木烧，刮取烟囱上沾着的黑灰，然后拿面粉拌成膏状，用酒醋等秘方埋起来发酵，3年后可用，这就是松烟墨。这种墨墨色如漆，久不变色，愈久弥香；对印版和书又具有防蛀作用；印刷时，墨从印版转印到承载物上，纸不会收缩，墨不会把宣纸印得揪起来。这些松烟，以现在的业务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用不掉。

 

 

走进张永林副社长简陋的办公室，一个年轻人正闷着头打磨一堆泥活字印章，刻的是郑板桥的“胸无成竹”。这是张副社长新“捡”的徒弟，这个毕业于北京交大法律专业的小伙子在刻印社门口执拗地站了三天，如今终于登堂入室。他坚决要求记者，“我姓赵，但你别写我全名，因为我还什么都不会呢。”

 

一个月来，小赵的工作就是做泥活字，“很简单，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把泥倒进一个模子里，再敲出来，就是个毛样，现在是第二道工序，把这个泥活字印章打磨细致，一共400个，我已经磨了200个，师傅看了能过关，之后再学烧制。”小赵告诉记者，他学习雕版的初衷是因为从小热爱古文，但阴差阳错学了法律。“我其实一直在想，现代人其实很缺乏经验，我们只会依赖机器，一不小心反而成了机器的机器。我想古代的原始技艺是不是不一样呢？你看我现在好像是很机械吧，其实每个印章的打磨都不一样，磨一下拿起来打量一下，每次都有新感受。我想在这里花3年时间学习这门技艺，就当是重新上学。”

 

张副社长对这个徒弟很肯定，“悟性非常高，肯干，关键是有强烈的兴趣，让他克服了很多不可能。在这里他属于勤工俭学，每个月社里象征性给个400元，租房需要200元，如果没有他并不富裕的父母支持，想要坚持下去是非常困难的。”采访不过两个小时，小赵打磨中不停扬起的泥灰呛在气管里已让我感觉非常难受，在记者看来，这个行当，一张桌，一把刀，和青灯古佛一样枯燥压抑，可眼前这个小伙子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一个月来乐此不疲地枯坐着琢磨这些小泥块。但张副社长显然并不认为也不指望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古籍刻印社的一员，“ 留下来能有什么用呢？我们每月一千多元，够他干嘛的？我觉得他实在喜欢这个，当个兴趣爱好，或者将来用这些技艺去搞瓦当艺术或者年画，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和小赵一样慕名前来刻印社学徒的年轻人每年都有不少。在民间的雕版师傅家，记者也看到了好些年轻的面孔，他们大都温和内敛秀气，问起学习初衷，众口一词：就是兴趣，就是喜欢，所以坚持。在这些年轻人清澈的眼睛里，看不到雕版印刷背后的艰难。

 

 

多天的采访中，无奈或者困惑，担忧以及梦想，每个人对雕版印刷都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其实，雕版和所有的非遗项目一样，摇摇晃晃的那根命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历史的发展中，旧的技艺总是要被新的技术所覆盖，雕版承载的记忆和传播的功能一定也会被现在的高科技所取代，但我们不必伤感，如今这个人越来越被机器操纵的流水线时代，很多人像小赵一样，正逐渐想念甚或回头寻找丢失的简单，我们偶尔可以抛弃汽车踏起自行车，抛弃电脑拿起纸笔，抛弃城市走进田园…… 相信雕版印刷的“书香气”和我们的传统经典，一定能找到一个继续存在的地方。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