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孔子像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之后，网民们开始热议为关公立像，并称应放置在西边国家大剧院的门口。

　　关公，国人崇拜了上千年的偶像，因其忠义孝勇，被尊为“武圣人”，与孔子遥遥相对，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如今，“文圣人”再立，则“武圣人”何时回归，自然引人关注。

　　然而，与孔子不同的是，关公一无著述，二无学说，在很长一段时期，他是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在封建时代，一方面他受到皇家、贵族的尊崇，另一方面，也是黑社会、流氓组织的偶像，这样的关公，真能适应时代需求？他形象中包含的那些负面因素，怎么剔除？

　　值得思考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度将关公崇拜贬得一钱不值，如今为了现实需要，又将他抬出来重续香火，总是用这种功利主义的眼光来复兴传统，而非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否会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新的伤害？

　　从“官俗”到民俗

　　历史上，关公崇拜影响很大。据1928年统计，当时北京共有267座关帝庙，占全部庙宇的16%。今天人们熟悉的“红庙”，就是关帝庙，因塑像上关羽骑红马，故有此名。

　　关公是人为树起来的偶像，被认为是忠义孝勇的代表，封建统治者倡导这些他们自己并不具备的品格，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这就难免夸大关公的优点，掩盖其弱点。

　　事实上，关公并非常胜将军，据当代学者研究，他也有工于心计、为自己打小算盘的一面，但这些都被官方刻意忽略了。

　　关公信仰之所以深入人心，因统治者巧妙地把关公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比如老北京有“旱不过五月十三”的说法，这天是关公耍大刀的日子，龙王恐惧，必然降雨。过去生意人也拜关公，以示诚信。正是因为契合了民俗发展的客观规律，故关公崇拜从“官俗”最终演变成了民俗。

　　重立关公像太突兀

　　关公崇拜源远流长，但立像需谨慎，因为如何让传统服务当代，在学术层面，这是个尚未得到解决的命题。

　　比如关公的忠，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今天，我们倡导人人平等，职位不同是社会分工的结果，领导和下属并无高低尊卑的差别。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科学与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个人权利，那种不顾个体感受的“和”，以及没有现实基础的“诚”，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标尺，不应提倡。

　　关公像可以立，但应在大家都认可的前提下，如解决不了他与现代伦理相冲突的问题，就会显得很突兀。人们难免会质疑：难道在今天，依然要提倡三纲五常？依然要回归君君臣臣那一套？不把这些想清楚，甚至脑子里都不想这些事，很可能带来认识上的混乱。

　　对于传统，应有文化反思，该弘扬什么，该剔除什么，与当下的结合点在哪里？对此，不应囫囵吞枣、大而化之。此外，就算立关公像，也不应在国家大剧院前面，在娱乐场所中摆放政治人物，不太协调。

　　功利主义伤害传统

　　应该警惕功利主义对传统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