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期，“大吉片”的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

　　因此，在北京地理学会秘书长王越的眼中，“大吉片”是北京城市格局从“里坊制”走向“坊巷制”的代表。而在“大吉片”中，目前名气最大的也就是粉房琉璃街115号—梁启超故居。

　　然而，经时代周报记者走访后得知，所谓的梁启超故居，实际上是梁启超在1890年、1895年两次赴京会试时在北京居住过的新会会馆。据资料记载，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的举人会试，住在广东新会会馆，1894年春，梁启超与李惠仙一起回到北京，再次寓居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中院的三间北房，并取名“饮冰室”。在这里，梁启超写下了1.8万字的《上皇帝书》并参加“百日维新”。

　　据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刘征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最初的“饮冰室”实际上确实在新会会馆，“后来梁启超移居天津，仍沿用这个名字，一来出于对这一名字的喜爱，二来也是表达了对新会会馆的深厚感情。”

　　然而这一会馆目前属于区级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即“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与其在同一条胡同的龙绵会馆，其命运也与新会会馆相似。

　　4月18日下午，正在龙绵会馆做记录的刘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龙绵会馆是当年四川龙安府（今平武）和绵州（今绵阳）人合办的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十五日，安县人、詹事府右赞善李岷琛（字少东，后累官至湖北布政使、湖广总督）集龙安、绵州两地在京官员的1900两银子，购买了黄家所有的粉房琉璃街北头路西门牌第十一号的房屋，开启了会馆的历史。

　　五年后，众人公推龙、绵在京官员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时任内阁中书的绵竹人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管理会馆。此时，正值“公车上书”期间，1898年9月21日，杨锐和其他五人因“戊戌政变”牺牲在菜市口。

　　然而，龙绵会馆的大门旁也被白油漆刷上了刺眼的“拆”字。“事实上，龙绵会馆里里外外已被拆得十分惨烈，此地已并非原状。”曾一智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多日走访发现，难逃拆迁命运的，几乎囊括了大吉片地区所有的会馆和故居（康有为故居除外），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的泾县会馆（已拆除）、清代国宾馆华严庵（会同四译馆）（已拆除后异地复建），以及曾国藩、刘连荣、白云鹏、高庆奎等人的故居和宅邸。

　　那些各地士人来京会考、述职、活动的场所，那些见证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老建筑们，消失在工人们的大铁锤下，化作烟雾与碎石。

　　文物保护乱象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大吉片”会馆区“保”“拆”之争，一直没有停息。

　　2005年1月，国务院实际上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总体规划》)，其中规定：“重点保护旧城，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停止大拆大建”。

　　但是，新会会馆以西，金中都故城之内，在文物的“废墟”中拔地而起的“中信城”，自2008年底一期开盘以来，房价已从每平方米16800元升至4万元，据仍然留守在“大吉片”的老人们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现在的情况是，“房价已经达到了五六万元/平米，并且拿号还要先交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