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中国高等教育何时开始拐弯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正如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所说，他们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中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后来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陆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老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干二净。

　　“我们改错了，原来的更先进。”储朝晖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两位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是那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从此从世界教育的主流中切割出来了。”储朝晖评论说。

　　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前苏联败给美国，败在教育不合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的神话中不可自拔。

　　1965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苏联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成绩，得出结论，苏联大学生素质全面压倒美国，而此前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似乎佐证着这个结论。但仅仅过了4年，美国宇航员成功登月，告诉苏联人，看似懒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们，能完成举全国之力的苏联仍完不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