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它的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通用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人。
“此后，我们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储朝晖说，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的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海外留学成本是国内读大学的数倍，但中国学生仍然趋之若鹜，是否可以解读为默认海外教育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校高出数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储朝晖认为：“中国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入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课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应该是“多边界”的，而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旅美学者黄全愈几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高考在美国》说，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
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的，当然无法对产品负责。
高考制度异化向下延伸
那么，理想的招生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储朝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谈恋爱，学校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学校。本来就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而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中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
恢复高考之初，中国的招生制度虽不能保证有效地筛选人才，但至少公平。从委培、保送到各种加分，包括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实际上都稀释了考试的作用，让有钱有权的人左右录取结果的机会越来越多。有统计说，现在中国农村的学生要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高15分左右才能进入同等学校学习。许多家长担心高考是否公平，但他们不了解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异化，从而造就了种种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制度异化已经向下延展，从高中延展至初中，甚至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便是异化的产物。重点学校的教师有些拥有高考的出题权，他们可以参与题库的制定。家长千方百计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不是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是希望孩子距离高考考题更近一些而已。
畸形的制度造就了不少中国特色的教育词汇，例如“赢在起跑线上”。据说一位来自中国内陆的学生入读澳大利亚的一所小学，上课第一天老师试探性地问学生：“3+3等于几？”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答得出来。之后老师又问了几个数学问题，这位学生都回答正确。当天学校就找到这位学生的家长，问他是否虐待了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就学习这么多不必要的知识？
人类的大脑需要20年左右才能发育成熟，但为什么要让许多大脑、思想未成熟的孩子18岁时就参加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西方主流教育体系大多存在预科制度，学生进入大学先学习一些基础性的科目，第二年再选择专业，这等于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规划自己的人生。像法律和医学等专业，往往要求学生大学学习两年甚至本科毕业之后，才能申请入读。
或许，这才是对人负责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