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谐意识”而言，虽然中西文化中都有讲“和谐”的，但中国文化无疑要比西方文化更崇尚“和谐”，而西方文化则比中国文化更崇尚“自由”。儒家讲的“礼之用，和为贵”确实与儒家肯定礼的等级尊卑之序结成一个思想系统，它与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确实有很大不同。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中也包含着至今仍适用、应继承的恒常因素，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我承认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有其历史局限，但我认为在其和谐社会理念中也蕴含着恒常的、可贡献于世界的普遍价值(参见拙文《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此即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中不仅有“变”和“异”(特殊性)，而且有“常”和“同”(世界性)。

　　儒家主张“协和万邦”，这在中国古代不免与“宗主国”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才有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孙中山率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同时他也提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济弱扶倾”，不能去学帝国主义“灭人国家”，而是“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孙中山选集》第691页)。显然，孙中山所说的“大责任”和“真精神”，抛弃了旧时代的“宗主国”意识，而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协和万邦”思想。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政府最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其首倡者周恩来也曾说，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7-328页)。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含有恒常、普遍因素之一例。

　　近读张分田先生的文章，他为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的结合提供了许多史料，但这也同样说明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深入人心，连皇帝也要认可。在民本与君权的关系中，儒家说过“民贵君轻”(此源于《尚书》、《左传》中的思想，而非以慎到、商鞅的思想为前导)、“民惟邦本”、“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但从来没有把这种孰贵孰轻、孰为邦本、为民还是为君的关系颠倒。如果说“王体道，王就是道”、“道从王出”、“君本为阳，民本为阴”，这在儒家典籍中确实难以找到根据。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的结合，已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五四时期批判儒教最烈的陈独秀也曾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陈独秀选集》第25页)，难道这里的“民为邦本之说”就非要与“王权主义”绑在一起，而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为民主制的一个思想基础吗?

　　关于“中华文化精神”，似可作“二分法”的理解。不过，我还是赞成张岱年先生区分“民族习性与民族精神”，即在“民族习性”中有在历史上形成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而“民族精神”则是指对一个民族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而又能激励人们前进、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思想基础。张先生常引古语“国有以立”，即认为一个国家必有足以自立的基础，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延续发展了几千年，必然有其足以自立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它基本上凝结于《易传》的两句名言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21-223页)。我认为，这种精神就是国学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责任编辑：堇苓蒹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