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到“中国研究”(2)
2010-09-10 11:28
较为古老的汉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而外国人也通常要长期学习古汉语，以达到精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二战结束、中华人民
较为古老的“汉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而外国人也通常要长期学习古汉语，以达到精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二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完全发生了改变。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和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导致了在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最终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大学都制定了新的汉语教学研究项目。
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外互相交流的研究生正是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 这其中既包括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外国学生，也包括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
这也致使中国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而是将焦距对准了活生生的中国经验；研究既包括中国的文化问题，也包括社会科学视角下的中国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社会科学提出挑战
而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试图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理解并解释中国经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既存的知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足以胜任这项任务？
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来源于欧洲、北美和历史上由欧洲人统辖之地区。在诸如阶级、国家，甚至政治责任这样的核心概念上，与中国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别。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项学术上的挑战，即如何吸纳中国经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简单地否定或大幅修改当下的理论，而是要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一致和不一致之处，并找到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
在中国，一大批学者已经站在了这一学术活动的最前列。最近，中国已经出现了专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它不同于早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目前，中国已经出版发行了大量中国研究期刊，“中国研究学会”也已处于草创阶段。
相较中国国内的中国研究，海外中国研究的驱动力与之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自其强势地出现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便涉及所有学科。
在悉尼大学，现在有114名研究人员参与了新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不同于汉学以及围绕中国古典传统而进行的早期研究，现在的中国研究不仅依靠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中。研究不仅涉及社会科学，也涉及人文科学、医疗保健研究、商业研究和科学技术。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长项就在于考古学和古代史、医疗保健政策、社会和政治变化。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关注的领域都已不同于早期的汉学。“中国研究”聚焦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鲜活经验，而不仅仅关注文学、哲学和历史的古典传统。这种新视角在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的，并将中国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学术语境之中。
着重理解中国的“地方多样性”
新出现的中国图景也像这个国家自身一样，充满了地方多样性。但不同于许多欧洲国家，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是，“整体性”始终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 中国的国家理念始终存在，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比如在中国，广东人和山西人在饮食、方言和生死嫁娶等习惯方面完全不同，但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两地的人也都声称自己属于本质的、真正的(往往是“传统的”)中国。
中国研究必然要专注于理解这种地方多样性，并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地将中国的各个地区设想为一致和同质。
在我担任校长的悉尼大学，我们一直专注于这种具有地方多样性和较广泛基础的中国研究。我校的中国研究中心致力于将中国研究和各门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同中国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我们也将与中国的一系列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活动、设定研究培训计划，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