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有意无意,都是一个角色；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角色,无非是使这个角色具有一种清明和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来自对于相关这个角色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的审视与认知。这个角色你可以放弃或者坚守，但无论是放弃或是坚守，都必须以审视和认知为前提。

　　文艺评论家也是一种角色，与很多其他角色不同的是，他更需要角色的自觉，否则太容易获得的结果是：寸步难行，或者是走向了邪道。

　　这是因为……

　　他是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角色。他必须道人之未道，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就像鲁迅所说，文艺家的所言即使是正确的，也常有这样的毛病；他如不守规矩的公鸡一样，时辰未到，率先打鸣，于是令人生厌。也许在台面上，在需要堂而皇之地讲大道理的时候，谁都会说评论家如何如何的重要，如何如何地应予重视，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事实的结果是：不予重视。

　　最近有一个省的文联，为了成立几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编写了一本该省作家的评传集，厚厚的两大本。翻开一看，没有一个是评论家，都是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在这个省的几十年的文学事业的发展中，评论家的作用与贡献，被一笔抹杀。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上个世纪80、90年代，文艺界思想解放打冲锋，文艺评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这种不喜欢也表现在经济上。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最穷的注定是评论家。当然也有评论家进入了富裕层，但原因是他在别的领域开发了财源。编写一个电视剧，每集的稿费是万元至几万元，而一篇评论电视剧的文章，需要花多少天，看完几十集的电视剧，还要比照其他电视剧，啃吃啃吃忙乎一阵，而所得充其量是几百元(这还是往高处说的)。评论家单靠评论是无法谋生的，它不是一个可以养家活口的行业。20多年来，平均工资涨了多少倍，而稿酬标准是“我自岿然不动”。当然我也知道，剧组、出版社、电视台会请一些人写评论，付给不菲的红包。但，我认为这在本质上已离开了评论的航道，确凿的定位是：广告词，或称软性广告。

　　正是这种不招人喜欢的特点，突现了文艺评论家这个角色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任务和意义；突现了文艺评论家角色自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否则，一个不受尊重、不被认可，而又挣不到钱的角色，谁愿担当呢！

　　文艺评论家又称文艺批评家，他与文艺创作的艺术家，如作家、诗人、剧作家等，如大鹏之双翼；在文艺发展的高峰时期，如并峙的双峰。两者缺一不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群星璀璨；而如果没有“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内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文艺批评大师群，与之相呼相应，俄罗斯文学历史将是另一种模样。如果我们读了普希金的作品，而没有阅读别林斯基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如果我们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而没有读车尔内雪夫斯基的《乞乞科夫的经历和死魂灵》，如果我们读了冈察洛夫的《奥勃罗莫夫》、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而没有读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罗莫夫性格》、《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那将是人生大憾，那就像一曲交响乐，少了一半的声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繁荣初起的苗头，其中文学评论界对左倾文艺思潮的扒梳和清理是一个不能或缺的强音，它为文艺创作的发展开山铺路、扫除障碍。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如形、神、情、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了创作家加上评论家,才有了形、神、情、理兼备的完整的文艺体系。这样的使命感，是文艺评论家角色自觉的核心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