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积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贞观八年（6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6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6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