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与臣，是中国五伦之一（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和其他五伦之道要求各自尽责的道理一样，君臣相处，也要君尽君道，臣尽臣道。君道，也就是为君者的责任义务；臣道，就是为臣子者的责任义务。推而广之，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为上级者就是“君”，有其君道；为下级者就是“臣”，有其臣道。只有君臣各守本分，各尽其道，每个人将自己的责任义务尽到，单位组织才会顺利发展，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这个道理，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无论是为国君，还是为上级，其所在的地位都高，其所负的责任都重。故为君者比为臣者更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更要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才能不副其职。即是说，对为君者的要求比为臣者要高。君道，首先要求为君者（上级领导）对待下属要秉以仁心。《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无论下属是否已尽其职责，为君者都要以仁心视之。此点特为中国古人所强调。

中国古语：“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一人成为他人之领导，则要视所有员工为自己的亲属，在感情上要爱护提携；同时还要有师长般的情怀，在工作上对员工多培养，多锻炼，希望员工能够成长为栋梁之才。视部属如子女，视部属如学子，这是任何一位领导所应具备的心态。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国传统观念：社会风气不正，下属行为不端，其责任都在上面，不在下面。“上梁不正下梁歪”，“乱自上生”。身为一国之君、部门领导，自身行为不符道义才会引发如此后果。所以下属行为有错，领导者首先要反躬自省，先要检讨自己，而不是一有过错就诿过于他人。如此，才能使下属真正对领导心服口服，领导才会在下属心目中有真正的影响力和威信。现今社会上许多单位的领导人不明此君道，内心深处视员工为工具，为奴才，一出问题就在员工身上找原因，找替罪羊。如此心态行为，哪里有一丝为君者之风范？

为臣之道，以道义为标准。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君者的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者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为君者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此，君臣各负其责，上下一体，才会使组织、使国家兴旺发达。如若为君者不听讽谏，一意孤行，则为臣者劝谏若干次后，自可缄口不言，因其自身责任已尽矣。所以孔子又说：“勿欺也，而犯之。”“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可见，无论君臣，都是以道义为最高标准。孟子的话：“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道义不仅是君臣相处的最高标准，而且也是所有人相处的最高标准，如夫妇，如父子，如朋友，其相处无不以道义为旨归。中国人认为，个人一己的小生命，短暂而狭仄；只有仁义道德，才是全人类广大悠久、历万劫而不朽之大生命。人人讲求仁义道德，则一己之小生命自可融入人类之大生命中，而使人生价值真正得以实现。如孔子，为一2500多年前之古人，历千百年来永为后世瞻仰，则孔子岂不至今仍活在我人之心中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泽被后世，光耀千古，使得中华民族历经千余年而仍充满了勃勃生机，儒家学说在今天仍然对全人类的发展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则孔子之生命岂不仍亘古而常存乎？

正因为中国人以仁义道德为生命，所以中国人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中国，有断头将军，无投降将军。在西方人眼中，拿破仑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在中国人眼中，拿破仑不但不值得尊崇，相反，还要将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身为一国之君，拿破仑两次战败投降，于国于己，耻莫大焉。许多当代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崇拜此人，真使人啼笑皆非。与其崇拜拿破还不如崇拜乌江自刎的项羽，更有英雄气，更具气节，更见大生命之价值！

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遂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忠，不仅忠于君，于一切人，一切事，皆求其忠。孝，不仅要小孝于家庭，更要大孝于国家。忠孝仁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相通相融的。但后世的中国社会，多强调为臣者对皇帝之忠，要尽其臣道；少提为君者亦应对国事尽忠，要尽其君道。这在君臣大道上，显然已有了明显的偏差。君臣一体，各尽其道，方显道义。严苛于臣而宽宥于君，岂不于道义有亏？

抑且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仁，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大本大源，则孝为私孝，忠为愚忠，此皆不可取。讨论君臣之道，犹需在仁义这个大本大源的范围内来讨论，否则即失却标准。君为国而死，此即尽其君道，因其忠于国事；此时臣若以死殉君，则忠君即是报国。君无道而死，此时臣则不必殉君，因其君未尽其君道。此时殉死，只是殉于一人，而非殉于道义。此乃愚忠小忠，非公忠大忠。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及其亡，有人为之殉国。此非殉忠殉节，不值得提倡。清亡，亦有人以遗老自居。凡此，皆是于忠孝观念未得正解，未能于殉忠殉节与殉人殉道有明辨。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