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这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论标志。墨子对该思想的论述，涉及了“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以及“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等管理伦理问题。

 

 

墨子所说的“兼爱”，就是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有着重大的区别。

 

第一，儒家所说的“仁”，以“亲亲”为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超越了血缘、地域的差别。

 

第二，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侧重于仁者的“克己”，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并不关注别人的回报，重在伦理学上的义务。墨子所说的“兼爱”，则落实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爱”，人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获取利益。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观。

 

第三，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在本性。而墨子认为，他所说的“兼爱”是出于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来，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质，天的运行，广大而没有私心，上天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了“兼爱”而进行赏罚，这就使人们的“兼爱”行为带上了某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

 

 

在墨子看来，人类相互不友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着想，相互猜疑、对抗、争夺，墨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别”。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兼相爱”来取代“交相别”，对待他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

 

墨子比较了“兼者”和“别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说明“兼相爱”与“交相别”对人际交往和管理活动的影响。

 

假设有两位君主，其中的一位贯彻“别”的主张，另一位贯彻“兼”的主张，于是这位“别君”会说：“我哪能把我统治下的万民百姓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呢？这太不合情理了：人生在世没有多少时间，我个人享受还不够呢!”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百姓：有挨饿的他不馈赠食物，有受冻的他不惠赠衣裳，有生病的他不帮助护理，有死亡的他不及时埋葬。而“兼君”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先为众多百姓着想，然后再考虑自身。”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众多百姓，其生活安宁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