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指出，古代人评论将领之才，往往神乎其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各种各样的长处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一条短处。这恐怕是史书上过分渲染的话，不是将领必须具备的品德吧。总的来说，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能过于苛刻琐细。不要因为一点点腐朽就丢弃几抱粗的大木，也不要因为几个小网眼跑掉大鱼。

 

选择人才，应以德才为本，而以资序为末，要不拘一格，大胆选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才者毕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以资历为序，择人而用者，多有发生。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领导者的习惯做法。按曾国藩的说法如此选用人才会带来三大弊端：

 

第一，贤愚不分。人之才能各不相同，而人之时日，不差分秒，假如循序渐进，等授其职，必然造成职同而才不同，位等而能不均。有的能当其位，事半功倍；有的则勉为其难，事倍功半；有的甚至敷衍塞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事毕功成必需各方配合，既然有勉为其难、敷衍塞责者，必会出现左进右退，前松后紧，上急下缓状态，那么，成事之望，又从何谈起。宋代的章得象，“终日默然，如不能言”，一向以无所作为著称，也居然一步一步地做到丞相。南宋时陈亮就指责这种用人法是：“凡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跌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进；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若都以循序进以章得象等庸碌之辈，则必国弱民穷，“朝纲”尽失。

 

第二，赏罚不明。南宋通议大夫叶适曾说过，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人们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因为，虽然不能把升迁擢用作为奖赏的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升迁本身确是对贤能有功者的信任、重用，确能对人产生一种鼓舞力量，尤其是那些心怀大志，事业心强，待机一展宏伟抱负的贤能之士更是如此。所以，古人说：“大贤不待次而举，大恶不待次而诛。”否则，将造成赏罚不明、法制不存的混乱状态。

 

第三，阻塞才路。“限以资历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历则取人之路广。”择人以资历为序，“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必然使贤者望而止步，能人避而他就。因为，贤能之士满腹经纶，本可一展抱负，现在要其年复一年，等待时日，空怀“绝技”，如同乞丐，岂不有负“十年寒窗”，而且天下之大，容身之地颇多，“此山无食，便去他山”也就未尝不可。汉时，刘邦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注意，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资历。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多来自基层，有的甚至刚来投奔就委以重任。例如陈平投归刘邦以后，立即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并昭示全军，树其威信，正因为如此，天下志士能人，争相投奔，竞相尽职尽力。宋朝嘉祐二年进士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当他读到应考的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言，不禁拍案称绝：“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苏轼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北宋文坛巨擘。假如欧阳修以资历取人，初出茅庐的苏轼岂能“出人头地”，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