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