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里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由此看来，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如果一个帝王对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治乱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所该具备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对于治国来说也无济于事。那些只能说是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怎么做好帝王可没有一点儿好处。南朝的陈后主、五代十国时期的后主李煜、北宋的亡国君主宋徽宗，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者词人，但是，他们的国家却无一不是亡在他们对于所谓“艺术”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过于注意这些事物，就决不是国家的福音。

 

西汉时，丞相匡衡在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里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