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降至清末以前，虽然炎黄二帝备受尊崇，但“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却隐而不显，很少使用。究其原因，大概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较淡，对炎黄二帝的尊崇文化性大于血缘性，“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较小等因素有关。古代中国是“王朝国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王朝国家更需要的是本朝本宗之祖，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说:“远祖非一，不可遍追，故亲尽而止。”窃以为“炎黄子孙”一词的含义与使用，可能经历了一个由直系到旁系,由贵族到平民，由血缘到文化，由实指到泛指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尽管炎黄二帝在古代备受尊崇，但其“文明初祖”和“帝王鼻祖”的形象较之“民族始祖”的形象更为突出，故而“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无法成为普遍使用的称谓。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侵华加剧，清廷治国无方，中华民族危机，民族主义传入，长期蛰伏不显的“炎黄子孙”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频频见诸于书刊报纸,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改良派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而革命派则是真正的主导者。二者虽然同样使用“炎黄子孙”，但含义却明显不同，改良派认为“我国皆黄帝子孙”，革命派却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国粹学派，视黄帝为国粹、国魂。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自便。”清末“炎黄子孙”称谓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反清革命的兴起与胜利，另一方面在促使“炎黄子孙”真正成为国人广泛使用的自我称谓的同时，又缩小了“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炎黄子孙”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国人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的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候。“炎黄子孙”称谓终于在抗战的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弘扬炎黄二帝伟绩，激励军民抗战士气。陈子怡先生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中指出：“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所以后世之人,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中认为，“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很有道理的。”表达了对“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称谓的认同。

“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因此，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炎黄子孙”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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