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朝科举建制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行，科举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科举是普通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对士子的利诱力非常大，科举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达千年之久。千年之间关于科举的话题不断，科举造就了一个个“明星”，也造成了一个个悲喜故事。

第一名状元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2）朝廷命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取进士四名，第一名叫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名状元。

隋朝末年，孙伏伽便涉足官场，做了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吏，几经升迁，至隋炀帝末年，成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赃赂。武德四年，孙伏伽已是颇受李渊器重的官员了。这年十二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孙伏伽在角逐的30名举子中名列第一，成为了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后来担任过御史、谏议大夫，大理寺卿、，陕州刺史等职务，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

最年轻的状元

丁显（1368~1398），福建建阳人，明洪武十八年状元，时年十七岁。不知是否因为太过年轻，人们对这位少年状元看来有点看低，有记载就认为他的高中纯属偶然。

据说，明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殿试前夕，梦见宫中有一巨大的钉子钉缀着几缕白丝。几日后，朱元璋审阅考卷，突然发现一赴试者名叫“丁显”，这姓名恰与梦中那巨大的钉子相符。尽管丁显的考绩平平，朱元璋仍大笔一挥，点了丁显的头名状元。

科举历经千百年，酸溜溜的文人总不在少数，因为“名字偶然合乎君主心意而高中状元”的故事一个接一个。顺治十六年的徐文元，乾隆五十四年的胡长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的王寿彭，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甲辰恩科会试的刘春霖，都是这种情况。

最后一名科举状元

清光绪三十年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直隶考生刘春霖在殿试中名列第十，考生朱汝珍名居第一。但因慈禧太后忌恨珍妃而见“珍”不乐，刘春霖之名有“春雨降临”之意，当时正值大旱，举国上下求雨心切，慈禧太后便大笔一圈，使刘春霖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当然，因为名字而失掉本该到手的的功名的，也不在少数。大明永乐二十一年秋闱的孙日恭（日恭为暴，仁君不取），同治七年的王国钧（亡国之君，非祥瑞之兆，不取），光绪三十年的朱汝珍（朱、珍二字老佛爷不喜欢，屈居第二），其中最惨的要数湖北武昌的范鸣琼了。

清道光年间，湖北武昌的范鸣琼，殿试已列一甲前十名，唱名时，北音读“范”为“万”，读“琼”为“穷”，高唱范鸣琼为“万民穷”，道光蹙眉，谕将此卷移置三甲，乃点中书。当降甲时，道光曰：四海困穷，天禄允终。他就只好名落孙山了，亏得后来学乖了，改名字叫范鸣和才重新考上。

科考中最幸运的事

毫无疑问非“连中三元”莫属。古代科考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试、会试、殿试三试中连续都获第一名者，即被称为“连中三元”。中国历史上连中三元者至少有十六人。

科举取士对读书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唐代初行科举，已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赚得英雄尽白头”非常形象地表明，科举制度更像一根魔棍，紧紧缠住了那些渴望仕进的读书人。

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经皇上特批，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年过七十的五位老人一同登第，号称“五老榜”。宋代沿袭，为笼络士人，采取了特奏名制度，又称“老榜”，意指所取者均为老人，这无疑给了久困场屋者以更大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