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著《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传世以后，史学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历代王朝将历史列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从皇帝到王公大臣都把前朝的历史典籍作为必读书。有的皇帝不只读史，还组织学者编纂史书。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宋神宗指令司马光编纂的。

康熙帝开设“经筵”勤于读书

康熙帝一生，勤苦为政，励精图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政通人和、空前统一、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的新时代。他去世前，曾自评其人生：“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

康熙帝不仅“劳苦”治国，就是读书，亦达到“劳苦”的地步。他执政时期，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可谓“日理万机”。但无论军机政务多么繁忙，他仍坚持每天读书不止。

康熙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1684年12月9日），他南巡至南京，在停泊于燕子矶的船上过夜，读书至三更，还未就寝。侍讲学士高士奇劝道：“皇上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康熙帝便对高士奇忆起以往读书的情景：“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讯诂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将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康熙帝把读书看成是一件乐事，每读书，必有所得，开茅塞，增智慧，因而总是以读书而心悦。他到晚年，每天仍手不释卷，即使外出巡视，总是携带大批书籍，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是不废读书。

康熙帝一方面自己苦读，一方面继承历代传统，开设“经筵”，即由当时的博学硕儒给他系统讲授经史。他把“经筵”作为一项典制而明确规定下来。康熙六年、七年，著名儒臣熊赐履就先后两次上疏，建议康熙帝请选耆儒硕德、天下英俊于左右，讲论道理，并强调说：“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因受权臣鳌拜阻绕，讲学之事，迟未实行。康熙十年（1671），在保和殿隆重举行“经筵礼”，即举行“开学典礼”，告祭先师孔子。康熙帝时年18岁，首次即以熊赐履等16名儒学之士为老师。自此，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在规定学期之内，皇帝要按规定“上学”读书。讲课的老师，名为“经筵讲官”，简称“讲官”。还有的称为“日讲起居注官”，除了讲课，还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活动。开始时，在弘德殿听课，每隔一天，一早进讲一次。自康熙十二年二月，改为每天讲读一次，以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康熙帝一天也不耽误，始终认真听讲，“有疑必问”，老师则有问必答。康熙帝每天还要到乾清门听政，处理政务后，即到懋勤殿听课。为进讲方便，又设一南书房，命各讲官分别轮流入值。南书房就成了皇帝专门读书、日讲官传授文化的专门场所。南书房为内廷机构，在此任职的官员，还负责给皇帝起草谕旨，或者咨询。康熙帝说：“朕不时观书习字，欲得文字之臣朝夕置左右，讲究文义，给内庐居之，不令与外事。”意思是他要朝夕问学，让他的讲官搬到内城来住，不参与外面的事情，可保证专心专意尽到讲官的责任。他们向皇帝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兼及其他。“经筵”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康熙帝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学经典及各学派著作，几乎无所不包。历史也是他学习的一门主课，如《史记》、《资治通鉴》、《春秋》等，都是必读之书。记述他的先辈的实录，如太祖、太宗实录，也是每日必读。甚至大臣的著作，他也要大臣本人亲自讲授给他听。著名的理学大臣熊赐履著《学统》、《闲到录札记》，他要求拿来讲给他听。康熙帝听完课后，总是与讲官展开讨论。有时，君臣之间也讨论些很有趣的问题。有一次，康熙帝戏问：“天下何物最肥？何物最瘦？”有一大臣抢先说：“莫瘦于豺狼，莫肥于牛羊。”康熙帝转而问张玉书：“你意思如何？”张玉书不慌不忙，说：“臣以为莫肥于春雨，莫瘦于秋霜。”康熙帝不禁感叹：“此真宰相之言也。”

康熙帝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学习，终于成为一代精通书易理的大学问家。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学习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医学等。这一切，都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并付诸于治国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