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耍赖。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