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论事，我们看到古代女性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采桑养蚕、一些采摘性农事、纺纱织布等。浏览《诗经》，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劳动，有在水里采摘荇菜（《周南·关雎》），有在田野上采摘车前草（《周南·芣苢》），有上山采葛藤（《王风·采葛》）。翻翻汉代古诗，我们看到，有人在采桑养蚕（《陌上桑》），有人在山上采蘼芜（《上山采蘼芜》），有人在酒家当垆（站柜台）（《羽林郎》）。如果说，上述劳动是一般百姓人家女性所从事的，那么即使是相当富有的官宦之家妇女，纺纱织布也是日常功课。汉代古诗《相逢行》（也作《相逢狭路间行》、《长安有狭斜行》）叙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其中一个儿子在朝廷中担任侍郎高官的人家，媳妇们的日常功课是“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不过，有条件的家庭，女子也会学一些文艺技能。这一家的小媳妇，就“挟琴上高堂”，为公婆弹奏曲子娱乐。《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说刘兰芝出嫁之前的经历为“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女性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事和纺织家务的时候，男性则活跃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边关从军以求立功封赏，读书作文走学而优则仕之路，经营商贸逐十一之利积聚财货，忙得不亦乐乎。这其中，大部分时间里，读书作文被认为是人生正途，人们在这条道路上争先恐后。因为汉武帝之后，尤其是隋唐之后形成了诗赋取士的制度，做诗成了男性的一项重要课业，诗坛成了社会最重要的名利场，使得男人们趋之若鹜，驰骋才华，争奇斗艳——优秀诗人于是生焉。

这样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两个相应的后果：一是因为男性可以有各种社会理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十分有利于从事表现个人怀抱和情感的诗歌创作活动。而女性由于不允许参与公众事务，生活范围十分狭窄，经验和阅历也相应单调，很不利于从事诗歌创作。二是男性做诗有巨大的名利动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女性做诗，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往往还有坏处，例如被认为不守妇道。久而久之，两者的差别就会大到不可逾越。

也可以说，诗歌创作，在中国古代一开始就是一种男性的事业、游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明白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术和文学创作就是男人们为了消解寿命有限的悲哀、追求声名长存的有效途径。女性可以学习诗歌，焦仲卿的妻子曾经“十六诵诗书”，汉代大学者郑玄家的丫鬟都会背诵《诗经》，而且还能巧妙加以运用（《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两个丫鬟的对话用的都是《诗经》里的诗句！）。但是，女性学习诗歌，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切实用的修养，可助消磨闺中无聊的岁月时光而已。《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大观园中成立了一个诗社，成员除了贾宝玉，其他全是女性。可是林黛玉的一番话，就明白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她们结诗社不过是模仿男性的一个游戏。林黛玉是这样说的：“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于是，李纨就叫“稻香老农”，探春就叫“蕉下客”，不一而足。

诗歌既然被认为是男性的事业，自然会成为一种垄断。偶尔有女性在这方面表现了才华，就很容易遭到男性的嫉恨、排斥。李清照就曾经有过这种遭遇。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的话，李清照写诗讽刺道：“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当时的举子们表面上都很服膺诗句的精妙，心里却都十分嫉恨；因为李清照有亲戚是内廷夫人，代她进了帖子，使得后来翰林只能得到皇帝的金帛赏赐，使得一班翰林学士怀恨在心。他们因此制造出种种关于李清照改嫁的谣言，加以中伤（清·吴连周《李清照传》）。

蔡琰、李清照等女性诗人的成名，都具有明显的偶然性。首先，她们都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大约家庭成员观念也比较开放，允许她们涉足文学创作；其次她们都遭逢离乱，国破家亡，也就是说由于客观的原因，她们的人生阅历超出了家庭生活范围。这种种在一般妇女那里不可能兼备的条件，在她们那里都偶然地具备了，这才成就了她们的诗歌创作。

（责任编辑：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