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盛唐是这诗国最为繁荣的时代。在盛唐诗歌的各类题材中，山水诗不但普及到所有诗人的创作之中，而且表现艺术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为中国诗歌确立了极高的审美标准。那么山水诗和后世所艳称的“盛唐气象”有什么关系呢？

　　

山水诗在盛唐的繁荣，首先是这种题材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山水的赞美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以后随着隐逸诗、行旅诗、公宴诗等各种与山水有关的题材的兴起，到东晋时期，在崇尚自然的玄学思潮的催化之下，山水诗遂成为独立的题材。历宋、齐、梁、陈几代，经过以谢灵运、谢、何逊、阴铿为代表的众多诗人的努力，山水诗表现的范围从登临游赏延伸到宦游送别等日常生活之中，在情景关系、取景角度、景物描写等各方面都为唐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盛唐时代，再经过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以及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创新和发展，山水诗的描写范围从南方扩大到北方乃至边塞，并进一步解决了虚与实、形与神、天然与人工、意境与兴象等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创造静美的意境和处理空间的表现方法等方面，成为后世所无法超越的典范。

 

山水诗在盛唐的繁荣，还与经济的兴盛有关。南朝的山水诗主要产生于三类环境：一是大士族的山林庄园；二是江南的名山大川，特别是浙东一带，成为诗人寻幽探胜的首选地区；三是在仕宦的郡斋周围和亲朋送别的水行途中。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也是产生初盛唐山水诗的重要环境。只是对于名山大川的寻访，已从浙东地区走向全国。盛唐诗人普遍爱好壮游，年青时代先到天下最著名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去游览，以开阔胸襟，增长阅历，涵养壮气。加上水陆交通发达，社会安定，行千里可不带兵刃，这些都为诗人的壮游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时文人们游览最多的地区是浙东、楚湘、巴蜀、齐鲁，以及金陵、长安、洛阳及其周边的名胜。大量的山水诗就是在这样的游历中产生的。

 

盛唐山水诗还有许多产生在别业的环境里。别业的普及与唐代的田制以及社会的富裕有关。享有庄园已经不再是大士族的特权，尚未入仕的文人以及地位低微的下层官吏也有自己的山亭或郊园。而一般的地方官吏还经常在自己的住所或邻近的州县购置“寄庄”（唐玄宗《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以备赋闲之需。庄园别业本来是隐居的所在，但是盛唐诗人并没有将仕、隐对立起来。为了体现野无遗贤的盛世气象，朝廷常常举贤招隐，这就导致许多士人将隐居看成是一条求仕的“终南捷径”。而许多已经在位的官僚也要以“朝隐”（或称“吏隐”）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淡泊名利。皇帝还鼓励百官在假日寻找风景胜地游览。这些别业往往兼有山水田园之胜，所以盛唐的山水田园诗往往是合为一体的，欣赏山水的兴致充溢在调和吏隐的日常生活之中。

 

盛唐富足的经济环境为文人们提供了优游山水的现实条件，同时也使文人们在山水中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心态，能够通达地处理山林和廊庙的关系。盛唐文人对于身逢盛世有明确的自觉意识，都渴望着乘时而起，成就“致君尧舜上”（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丰功伟业，然后“功成拂衣去”（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全身而退。尽管极少有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即使处于穷困的境遇之中，也能不计较一时的得失，以从容乐观的心态来歌唱生活，赞美自然。

 

山水诗本来在东晋玄学思潮的催化下产生，早就确立了在山水中与大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旨趣，以及“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澄怀观道”就是让自己的情怀、意念变得非常清澄，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体会山水中蕴含的自然之道。“静照忘求”则是在深沉静默的观照中忘记一切尘世的欲求。这种审美观照方式促使诗人们在山水中返观最合乎自然本真的天性，淘洗自己在世俗中沾染的尘滓。而盛唐的山水诗人们在继承晋宋山水诗“任自然”的旨趣之时，比前人更自觉地思考自己出处进退的操守，普遍确立了坚守“直道”、追求淳真的人格理想。他们赞美“冰心玉壶”的道德境界，力求以最澄彻空明的心境去观照山水之美，这就大大提高了山水诗的品格。

 

总而言之，盛唐诗人在山水中探寻万物变化的规律，借山水消解胸中的块垒，从山水中得到哲理的启示。雄伟壮丽的河山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积极进取的意气；清新幽美的林泉可以陶冶他们的性灵，培养纯朴超俗的情操，二者的结合正体现了“盛唐气象”的核心内涵。因此盛唐山水诗丰富的内涵能够唤起古往今来的人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眷恋，净化人们在世事扰攘和喧嚣中蒙尘的心灵。作为中国诗歌宝库中的明珠，永远值得后人珍视。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