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称呼，一般认为，“大人”即是指位高权重之人，然而在中国古代，“大人”一词的语义远不局限于此。

 

最早对“大人”一词做出考证的是宋代庄绰(参见《鸡肋编》)。在考据学大兴的清代，亦有诸多学者对“大人”的多种语义发生兴趣，其中考证最为详尽者当属赵翼。其在《陔余丛考》一书中，依据详实的正史资料，指出“大人”一词的外延存在着不断扩散的趋势，或指贵为“人中之龙”的天子(如汉朝司马相如《大人赋》所言)，或指官场之显贵(主要是唐以前，但并非当面相呼)，或指父母、伯叔等长辈(在汉唐以降的正史中多所见及)。而“大人”一词作为对有权位之人的当面尊称，则肇始于元明，而泛滥于有清。

 

清人赵翼曾注意到，在中国古代经义之中，“大人”一词源远流长，且一般皆以“德位兼言”。换言之，对于“大人”而言，“位”与“德”二者不可或缺。在《周易》一书中，“大人”一词频频出现，一般与“小人”“君子”对称。与小人相对，言其“有德”；与君子相对，则言其“有位”。《庄子》曰“大人者，圣人不足以当之”，这是说圣人仅有“德”但无“势”，不能称其为大人，这与慎到所说“尧舜若无势不能治”是同一个道理。孔子亦有“君子三畏”之说，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显然，在孔子看来，“德位兼备”的大人是介于天命与圣人之间的。

 

那么，何谓大人所应具备的“德”呢？尽管历代士贤的解释见仁见智，但一个共通的观点认为：不能摒弃一己之私而胸图天下、心虑万世者，不能成其为大人。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虽说此处“大人”一词主要是针对“权位”而言，但孟子在此明确表达了耻于做这种只在乎个人声色之娱的“大人”，其所高扬的是“利人济物”的为官之志。孟子“内圣而外王”的“大人”志向，为后世仁人志士所继承和高扬。

 

自明以来，世俗之人渐渐忽略对大人“德行”方面的要求，而关于其“权位”的一面则愈来愈被彰显。面对这一状况，明末以来的一些文人曾试图回归“大人”的原旨，强调“大人”本应具备的“德性”。明末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顾炎武，批评当时“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时，便竭力主张应像“古之大人”，积极入世而胸怀天下，不应独善其身，有负世人所望。在顾炎武看来，“古之大人”之德即在于“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日知录》卷十七)。晚清魏源认为，“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人，“不可为大人，可为一职官，不可为天下官”。晚清储大文认为，大人应具备“容物爱物”之德，他以宋代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三位贤相为例，论证“培护人才、荐延士类”即为大人“容物爱物”之本。在储大文看来，“大人之德”的表现之一，即能做到不以一己之好恶，真诚提携和爱护人才，其背后所隐含的还是“以天下为旨归”的理想。

 

清末朱琦指出，一旦“身为大人”，就不应贪慕“谨厚、廉静、退让”等虚名。他目睹“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要么担心因“作天下久远之计”而招致众人之怨，要么担心因进谏使君主畏忌而最终导致不能“久于其位”，于是作“谨厚、廉静、退让”等状，如此既可“安坐无患”，又能确保美名。对此，朱氏认为，这些只图虚名而并无事功的高官们，实际上不配被称为大人。朱氏对“大人”所抱有的理想是：“经国家、安社稷”，应有刚毅不屈的气节，能使君主有所畏忌；应有深远的谋略和见识，能为天下百姓作久远之计；至于个人身家，则无暇顾及。唯有达到上述要求，方堪称“大人”(《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三，吏政)。清末马福安专作《大人论》上下两篇，论述大人之要义和旨归。马氏认为：大人之所以为大人，不是凭借爵位而是依据德行，不以名而以实。在马氏看来，大人之志“非一身一家之私计，而怀天下之图；其事非苟且目前之为，而有百年万世之虑。夫如是，乃为并三才、立人极之‘大人’，而非一乡一国之士，并非服黼黻被衮冕徒窃高位以震燿世俗者”。

 

显然，在古代士贤看来，“大人”是对为官者的高标准要求：他不独具权位，且应具美德，首先应有胸怀天下、心虑百世的情怀，须有培护人才、荐延士类的雅量，还须有利人济物、有救于世的事功。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