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一个药方：“古钱其铜焦赤有毒，能腐蚀坏肉，但取周景王时大泉五十千，宋四铢、二铢，及梁四铢，北齐常平五铢之类，方可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这个方子的补充是：“古文钱但得五百年之上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铸开元通宝，得轻重大小之中，尤为古今所重”这些都取自《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部·古文钱》的内容，是讲“钱”的医用药用价值。卷中还有诸多药方，如治疗“时气欲死”须用“大钱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饮至尽”，治“急心气痛”须用“古文钱一个，打碎，大核桃三个，同炒热，入醋一碗冲服”。李时珍先生用了卷中一个章节来专门记载此类内容。史学专家王子今先生认为，如果说古钱中的某些成分确有药效，借以医病尚可理解，而所谓“五百年之上者”、“唐高祖所铸”等等便有些神玄了。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对中医药学神秘主义形式的批评。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分辩其药效如何，或者中医药高明与否，仅从所举事例来看，倒是从它的“神秘主义形式”看到了“钱”的神秘力量，或者说是钱的厌胜意义。清代金陵地区有难产妇女手持“周元通宝”即可顺利分娩的习俗——钱的厌胜意义便更加典型了。

 

有学者分析说，清代人用来治疟疾和难产的“周元通宝”可能不是一般流通领域的同名古钱。传世的“周元通宝”钱有的背面铸有日月、七星或龙凤图案，它是专门用于厌胜的厌胜钱。不错，厌胜钱并非一般意义的货币，是人们将有特殊意义的文字和图案铸在钱币之上，用来表达避邪趋吉愿望的，或者说是希望借“钱”的神力实现自己的愿望，祈求神灵扭转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讲，“钱”的神力几乎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上梁钱”，中国古代建筑极重视厌胜，上梁是建筑施工很重要的工序，用钱来厌胜避邪是相当重要的一道程序；有“镇水钱”，将“周处斩蛟”或“钱王射潮”的图案铸于钱上，便可为建造堤防工程所用。钱上铸“太平振宅”文便可镇宅，铸“斩妖伏邪”文便可避邪，背上再加“敕令”二字，“钱”的神力可能就会更加彰显。五月端午，用铸有五毒图案的钱可以“禳毒气”； 出门行旅， 用铸有“出门大吉”的钱可一帆风顺；身带“状元及第”钱可助功成名就；持有“五男二女”钱便可实现最完美的生育理想了。毫无疑问，上述事例都属于民俗现象，有人或许会封一顶“封建迷信”的帽子过来，但是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无源无踪的。

 

为什么一枚小小的“钱币”竟具有如此神通？古代的中国人又为什么会如此广泛地借助它来趋吉避凶、祈求神灵的佑护？我们必须从中国钱币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根据钱币史书的资料可知，中国古代钱币萌芽于夏，起源于殷商，统一于秦。不过，钱，最初并不叫“钱”。中国古代最早的原始货币是“贝”。有学者认为，贝在商代后期已经变成交换的媒介物，以货币的角色出现于商业舞台。郭沫若先生曾有论：“贝在周初本来是一种原始的货币，所用的是海贝，学名为货贝。” 贝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有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在我们的汉字体系中凡是与财物有关的字多以“贝”为偏旁，甚至“贤”也从“贝”。“贤”与钱有关系吗？据《说文解字》释：“贤，多财也。”后世引申为“多才”，或许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念有关吧。

 

不过，贝即使最初与“财富”有关，但它与龟甲、玉石等早期的贵重交换物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以货币的面目出现的。

 

从滨海地区流入内地的贝，最初是与玉和龟甲等礼器一起，共同行使神权政治文化象征的功能。上古时代的玉礼器和稍后的青铜礼器，以及与占卜巫术关系密切的珠玉、龟贝等，一直是上古文明中具有神秘属性的权力、财富的象征。特别是龟甲，因为龟的长寿和龟甲形状奇特，历来被视为能通天人之际的灵物，成为问卜的主要载体。而在《易经》中，贝常与龟筮占卜联系在一起。在古代龟卜文化中，贝与龟甲可以互换，在交换的过程中，贝的价值可以使龟甲增益，在卜筮中主“大吉”、“永贞吉”。这就赋予贝以神秘的吉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