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在古人心目中具有“魔术”性或巫术性，这可以从它的使用得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从事渔猎的先民就把贝壳作为避邪的灵物挂在颈项和胸前，还把它用作奉祀的祭品。20世纪中叶，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的考古发现中，有8座商代墓中有贝，它们不是被放在死者的胸部便是放在腰部，历史学家、古钱币学家王毓铨认为：“贝在商代曾作装饰品和魔术物用，这就是证明。”“也正是由于它们的装饰性和神秘性，贝才普遍地被希求而变成了交换媒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钱一开始就是带着“神魅”的色彩和力量来到这个世间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普通人的思维来想象一下，在钱币成长的幼年时期，珠玉、龟贝一边作为贵重的礼器在祭坛奉祀，一边作为货币在物品交换中使用，此时，一位先民手持一枚珍美的海贝去作交易时，他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货币可以易物的“神魅”与礼器可通上天的“神圣”交织在一起，先民手中这枚海贝的份量可不轻啊！

 

后来，珍美的贝币在先民的手中慢慢褪掉了“神魅”的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珠玉、龟贝的神圣性被解构，在一定程度上消褪了神灵的魅力，“贝”真正以货币的身份进入到商品流转的长河之中。

 

上海博物馆曾收藏有一只商代饕餮纹鼎，上面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肩担贝币站在船上，旁边还有人以手划船。这位担币的人可能正去往他乡做生意，也可能做完买卖赚了大量贝币正赶回家。无论如何，他应该是位“款爷”，身“担”如此一笔财富，不知此公的心情会怎样，他有没有想过这堆海贝携带起来不甚方便？不仅携带不方便，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海贝经常会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石贝、玉贝、骨贝等仿制贝币。青铜器时代到来后，金属铸币的先河被开启，海贝币的替代品仿贝铜币诞生了。钱走出幼年时期，迈向少年时代。顺便说一句，当中国已经广泛使用铜贝时，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未出现金属铸币。

 

钱那性情单纯的少年时代并不长。春秋战国时期，当天才的发明家们将目光从海贝的形制转向陪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用具后，大量的布币、刀币出现了。“布币”来源于上古时期的一种农耕工具“”，即一种“铲”，“布”是“”的同声假借字；而“刀币”则是由齐燕地区的先民们用以渔猎的“青铜削”刀具演变而来。我们或许可以猜测，这些钱币的形制取自可以产生财富的生产用具，其中是否融入了人类早期的某种意识形态？正如研究货币史的专家汤可可先生所言：“包括宗教幻想在内的多元文化色彩，一直贯穿于钱币自身的演化历史。从巫师的灵物、贵族的礼器到世俗大众的交换媒介，这是一个人文理性解除原始巫术之魅的思想观念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上蔓延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战国时，使用更方便的圜钱出现了，圜钱的主要铸行国秦国开始使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秦半两”是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时铸行的。

 

请注意，秦惠文王“初行钱”时铸行的这种“秦半两”，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中国圆形方孔古钱币千百年的形制就是由此而来。在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钱”是什么？为什么后世的人们一直以“钱”来统称货币？其实，“钱”与布币的“”一样，也是先民手中的一种“铲”——既然如此，“布”有没有可能被用作货币的统称？有。早期的货币总要有个统称，大家都有可能。不过，秦以“初行钱”时的“半两”钱统一了货币，那么“钱”也随之身价陡增，而且，它经过“秦半两”“天圆地方”的演绎之后，意义也大不一样了。

 

秦始皇将方孔圜钱作为统一货币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钱铸成后要进行锉边等加工，把方形细木棍插入方孔，可以使钱固定不动，便于操作。方孔钱也便于钱上文字的定位。另一种说法被学界普遍认可，即秦始皇笃信当时极为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与圆，象征着“万物周事”的自然；“圜者中规，方者中矩”，又象征“规矩”的权威、法的权威。《吕氏春秋》的解释可能最合始皇帝的口味：“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故而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时，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信仰，已然是神权的象征了。

 

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感佩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一枚钱币，竟能将春秋战国几百年间政治、哲学等诸多因素融合的文化核心体现出来。而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国早期的钱币，仅为防伪而刻有帝王头像、复杂的纹章和印玺图案，比较起来，中国的圆形方孔钱体现了中国人对天地时空无限丰富的想象，承载了更为厚重的文化信息，要“神”得多。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