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酒生僻无神，与宋人如出一辙。 酒醇和，无劲力；人醇和，无血气。大争之世，凡有血气才有争心。

 

宋人温润醇和，自安自保，只能像他们的殷商老祖宗一样，寿终正寝，而成过眼云烟。

 

世间万物，皆环环相围而生。民被官围，官被君围，君被国围，国被天下围，天下被宇宙围，宇宙被造物围， 最终，造物又被芸芸众生围。此为棋道，更是天道人首。所以，棋以围命名，正合天地万物之法则。

 

棋道，以围地为归宿，但必以取势为根本。势高，则围广，势卑，则围小。 方才之棋，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缠争地，则秦国早已不能支撑；若以高远之势为地，再乘机削弱魏国，则秦国自胜。

 

恶，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恶，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财货土地之争夺；生而贪欲，才有盗贼暴力及杀戮； 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人性之恶，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以法治疏导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 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将治世之功归于人性之善，将乱世罪孽归于法墨兵三家，

 

无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与复古之论，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纵容恶行，蒙蔽幼稚，真正的大伪之言。

 

 

秦公：赢渠梁对天明誓，信君如信我，终我一生，绝不负君！

卫鞅：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

 

方今天下大势，只有变法才能强国。就政事而论，秦国变法大要有四：一，奖励农耕以富国；二，激赏军功以强军；三，统一治权以理政；四，移风易俗以正民。

 

秦国能如此者，随山东六国亦步亦趋，朝野无阻力也；秦国不能如此者，如此不能强国也！ 秦国出路，只能在深彻变法，而深彻变法首要之难， 便是承受法治实施的第一个浪头震荡，不经此震荡，秦人不知法为何物！

 

变法之难在野，变法之险在朝。

有史以来，变法家无不死于世族政变。要深彻变法，便不能畏难畏险。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臣借老子之言，变法不畏死难，奈何以死难惧之。

 

守富饶土地而贫穷，拥强悍之民而兵弱，据山川形胜而沦丧。就在于没有综合混一的强大国力，何谓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农工兴旺、府库充盈、甲兵强盛、民勇公战。有此五者，堪称强国。

三强之不足效法原因在于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根本原因，便在于三国变法只走半途，法令半新半旧，名为法制，实为人治。如此邦国，起伏震荡不定，无法长期聚集国力而稳定强大。秦国要崛起，就要走根本强大之路！”

 

立法立制就是要以洞察防范人之恶性为出发点。秦国私斗每年动辄死亡数千人。秦简公六年，举国四十余县私斗死人两万余。治国之难，不在治善，而在治奸。唯有惩恶才能扬善，所以想要根除私斗，惩治凶犯决不能手软。

 

法治爱民，不在其心，而在其行。重行不重心，行法才能公平。行法公平，才是真正的爱民。一人卷入私斗杀人，不管他心性如何良善，此人必是罪犯。比如白驼老人，他固然良善，可是一夜私斗竟砍下戎狄老民六人头颅。君上且说，白驼是老秦人良善之民，那戎狄人就不是老秦人良善之民吗？

 

国治，断民王；断官强；断君亡。

 

小政在朝不在民，大政在民不在朝。大道之行，根在民心，世族非议，不足道哉！

 

法贵正义，法贵公平；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唯此，法治可立。

 

查奸不拘细行，此乃儒墨道三家与王道治国之说。他们将查奸治罪，寄托于圣王贤臣，以为此等人神目如电，可以洞察奸佞，无须具体查证细行。实际上就是说，没有真凭实据便可治人于死罪。此乃人治。法治则不然。法治必须依法治政，依法治民，依法治国。何谓依法治政？就是对国家官员的言行功罪，要依照法律判定，而不是按照国君或权臣的洞察判定。依法判罪，就要讲究真凭实据，而不依赖人君权臣的一己圣明。这便是人治与法治的根本不同。

 

只要依法治国，奸佞之臣永远不可能坐大。原因何在？大凡奸佞，必有奸行。奸行必违法，违法必治罪，何能使奸佞坐大？反之，一个人没有违法之奸行，于国无害，于民无害，又如何能凭空洞察为奸佞？

 

法治不诛心，诛心非法治。

 

人心如海，汪洋恣肆，仅善恶二字如何包容？春秋四百年，天下诸侯大体都是人治。贤愚忠奸，多赖国君洞察臣下之心迹品性而评判。对臣下国人随意惩罚杀戮，致使人人自危，一味的讨好国君权臣，而荒疏国事。为官者以揣摩权术为要务，为民者以洁身自好为根本。国家有难，官吏退缩。作奸犯科，民不举发。政变连绵不断，国家无一稳定。究其竟，皆在没有固定法度，赏功罚罪，皆在国君权臣的一念之间。晋国的赵盾乃国家干城，忠贞威烈，却被晋景公断为权奸灭族。屠岸贾真正奸佞，却被晋景公视为忠信大臣。致使晋国内乱绵绵不断，终于被魏赵韩三家瓜分。假若晋国明修法度，依法治政，安有此等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