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最大众化的定义是: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子”是尊称,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太史公的《史记》中均有“墨翟”的记述。北齐时候的《北山移文》中墨子被称为“翟子”,元代之后又引申开来,说“墨”是他开创学派的名称,与诸子百家之中的“儒”、“道”、“法”、“纵横”等意义是一样的,后来就被认为是他的姓,其实他姓“翟”,名字叫“乌”。另外还有两种牵强的说法是,“墨”是这个墨子曾经受过墨刑的意思,另外一个则更离谱,说墨子不姓“墨”也不姓“翟”,墨翟是“貘狄”或者“蛮狄”的译音,就是说他是个外族人。

 

据考,墨子生在现在的山东滕州一带,很多典籍说他是宋国人,但是如果真的他属于宋国,不至于后文提及他自楚国归来,“路过”宋国的时候连城门都没让进。他的老爸据说是大禹的老师墨如的后代,墨子名翟,这个“翟”是凤凰的意思,民间传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梦见一只金凤凰飞到屋子里,光芒四射不能直视,她妈妈吓了一跳,于是生下墨子,“翟”是凤凰的别称,墨子因而得名墨翟。

那时候,孔子刚刚辞世不久,左丘明的《左氏春秋》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墨子少年时候学的是儒家的知识,十多岁就开始四处游历,郑国人杀了哀公和晋国的智伯先丢了脑袋后没了土地,成全了韩、赵、魏等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那前后,游历各国的经历让他对儒家思想产生了疑问,墨子在不停的思考中创立了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二十出头的墨子因而声名远播,并且开始有学生拜在他的门下,途径越国时,越王许诺他,只要墨子愿意留下辅佐他,就可以得到五百里的封地。墨子告诉越王,封地就免了,只要越王能够采取他的主张就比什么都强,越王口头上答应,但是并没有付诸于行动,第二年,蔡国就在吴、越的征战中成了牺牲品,墨子黯然离开江南,辗转卫国,随身的行李是几车书, 他的弟子很不高兴,就埋怨说饭都快吃不上了,还带着这些书做什么呢?墨子笑道:“以前周公一天要见几十个客人,还能坚持读书百篇,我一不用为国事操劳,二不用下地种田,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呢?”

以后的几年中,墨子奔走于楚、越、宋之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墨子和公输般第一次斗智,话说越国灭了吴国之后,面对的敌手变成了兵强马壮的楚国,楚国和越国在水上打仗,楚军一般都是顺流,行进速度很快,这就如同一柄双刃剑,如果楚军占优势还不错,但如果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话,想退兵又正好赶上逆流,败局就属于雪上加霜。当时的楚惠王听说公输般的木匠活儿不错,就请他来楚国,开动脑筋给楚国造些在水战时候能使进退均两全齐美的实用器械,于是公输般给楚惠王造出来“钩”和“拒”(也有的说是“镶”),在水战时,如果楚国得利,越国的战船想要逃跑的时候,就用“钩”死死钩住越国的战船,让越国水军跑不掉;如果战况不利的时候,则用“拒”把对方的战船远远推开,不让越国战船靠近,就凭这两件宝贝,楚惠王真就打了几次胜仗,公输般因而得了不少赏赐。一次,公输般遇见四处讲学的墨子,就得意洋洋的吹嘘自的“钩”“拒”是如何灵巧实用,得意大劲儿了难免有些忘形,说到最后就开始笑话起墨子行走四方所宣讲的“义”空洞无物来,墨子就告诉公输般,他的“义”是以仁爱为钩,以恭敬为“拒”,仁爱可以让人互相亲附,恭敬可以让人自尊自爱,公输般的“钩”“拒”只能让一场战事得胜,其结果是互相残杀互相制服,而他的“钩”“拒”能让天下归心宛如一家,公输般听了不再言语。

墨子知道自己的理论不能光停留在说教上,于是选取了一批能够理解他所传播的“义”之本意的追随者,组建了一支墨家队伍,队伍中的墨家弟子身穿粗麻衣,脚蹬木屐,遍身技艺又以自苦为荣,一时间墨家弟子声势逼人,以至于韩非子也由衷的承认当时世间的显学只有儒家和墨家;同为显学,儒家走向庙堂,墨家走向江湖,而居庙堂之高不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也能忧其君的却唯有墨家。

墨子的主要思想被归结为十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在当时属于“显学”,或者说在一定时期内其地位和“儒家”不分上下。孔子和墨子都属于入世,孔子希望帝王本身能够从内到外的改变,那么政令就可以从上到下的清明,墨子是觉得可以采取从下至上的施压得以改变处境,因为孔子觉得君君臣臣,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各自做好本分才是顺天;而墨子觉得人人平等,虽然平等,但并没有偏激到扯着脖子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地步。墨子认为天是一切的主导,或者说天是世间所有一切的操纵者,“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这个义与其理解为今天现代含义中的义气义理,不如说应该是一种天道规律更恰当。

墨家的侠可说是“侠”的真正起源,之前的“侠”无非就是杀人放火,所谓的快意恩仇实质上就是以勇力泄私愤,实质上与刺客、强盗很难分出伯仲,墨子之后,侠才真正具有忠义的双重含义;同时,墨家行侠的对象不会以阶层地位的不同有什么差异,尤为强调了人的平等性,行事的原则也是是否符合天道和利于百姓,至于行事方法,也颇有“若为善事,不惜身命,罢散自事,营成他事”的佛家思想内涵。墨子就是处在出世和入世的交界处,用自己的组织与武装力量去实践他们心目中的“侠”,大到帮助弱小国家去守城,以实现和解不义之战,达到“非攻”的目标,小到以道义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成为一个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标准和事务仲裁。后世的“侠”则逐渐由社会化向个人行为所演变,也脱离了武力的限制,在为国为民的道路上多了几分对墨家精神悲壮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