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子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这就是墨子的主张。

　　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

（责任编辑：妙云仁波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