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的器度，有优良的品质。认识了一个人的器度，同时还要看他这一种器度在反面有什么缺陷，那么“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又补充一句说：“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等到接近他时，再仔细地看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一个越是有德的人，当他的地位越高，临事时就越是恐惧，越加小心谨慎。尤其当时的魏国，在战略地理上，处于四战之地，强邻环伺，又已经打了几次大败仗，正是国势不振的时候。不要说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该诚惶诚恐。不但一国之君应该戒慎恐惧，就是一介平民，平日处世也该如此。如果稍稍有点收获，就志得意满。赚了一千元，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这就叫做“器小易盈”，像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

孟子观察梁襄王后得如此印象，似乎在替梁襄王看相。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识人”的学问，有好几部书。汉末有刘劭的《人物志》，清代曾国藩的《冰鉴》。《人物志》可视之为看相的书，也就是识人之学。里面是讨论人的器宇、器度、神态等问题。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的器度，有优良的品质。如同鉴定东西品质好坏一样，从外形，从言默举止，即可看出此人之器度如何。“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对帝王人物的评语，就是对人品器度的描写。

晋朝著名的奸雄——桓温伐蜀打到了川东，在白帝城看到了几堆砌起的石头，据说是诸葛亮当年作战时，依奇门遁甲，克敌制胜而摆下的八阵图。这时桓温觉得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因而表现出一副很自豪的态度。他问一名年轻时跟随过诸葛亮的老兵：“你看我和诸葛公比较怎样？”这位老兵最初连声说：“差不多！差不多！威风差不多，可是……”顿了一下，他又叹了一口气说：“我跟过诸葛丞相多年，可是丞相死后，这几十年来，就没看到有比得上丞相的人。”桓温听了这位老兵的结论，脸都发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