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仁与善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入手省思。一是善者行善，可能只是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而未必出自真诚的自我要求；二是善者行善，可能只是响应社会的共同期许，而不会抵达为善而牺牲（如“杀身成仁”）的程度。孔子谈“仁”，会强调真诚，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二语由内外的对照，显示内心的“真诚”必定与“仁”有所连系。不但有所连系，真诚还是自己可以完全作主的内在状态，由此也必然引发可以付诸行动的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换言之，仁者由于真诚而感受行善之力由内而发，善者则未至于此。

其次，孔子认为在必要时，人应该“杀身成仁”。他看到一般百姓为了得到水火这些资具而死，不免深觉惋惜，说：“未见蹈仁而死者也”。为什么人应该“蹈仁而死”？为什么杀身竟然可以说是“成”仁？理由就在：仁是人生目的所在。善者所知也同样未至于此。

孔子反复阐述“仁”概念，并不是要用它来取代“善”概念，而是要揭示他对人性的洞见，亦即人性不是一个单纯的“善”概念或静止的“善”状态就可以说明的。但是，“仁”概念又过于丰富并且涉及动态的进展，在孔子当时如果直接说“仁是人之性”这样的语句，恐怕学生也是误解多于理解。因此，大概是因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才会想到要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许多人习惯参考朱熹的注解，于是有了人性本善的想法。朱熹的注解怎么说呢？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这段注解在说些什么？它表达了两位宋朝哲学家的观点。依朱熹所说，如果孔子口中的“性”字是可以“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的，那么这种观点与“性无善恶”或“性可以为善，可以为恶”之说有何不同？孔子有必要谈论这样的气质之性吗？并且，“气质之性”一词也显然是宋朝学者的用语，现在勉强孔子去说它，似乎不太合理。再者，依程颐所说，“性即是理”一语不是孔子所能想象，并且也不是孟子所能认同的。依此解释孟子所谓的“性善”也未必可行。既然如此，又怎能倒果为因，责怪孔子的“性相近”之说，还口吐”何相近之有哉？”这样的狂言？

孔子本人多次使用“善”字，并且是按他当时习惯的用法；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孔子心目中的“人性”与“善”连在一起，就必须尊重他本人的用法习惯，亦即他没有任何语句可以支持“人性本善”这样的观念。孔子的“善”概念主要都是用来描述外在的行为表现，并且他也鼓励人努力行善避恶，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合理询问：人性与善有何关连？针对上述问题，答案是孔子特别提出的“仁”概念，亦即可以由“仁”来理解人性，进而研究“仁”与“善”之间的关系。结论是：“仁”概念所指涉的是“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这三个层次；然后，“善”概念可以依此重新加以使用，就是“仁”概念也分别指涉了“向善、择善、至善”三个层次。如此一来，不改变孔子的用语习惯，“善”概念得到重新使用的机会。至此，儒家“善”概念的定义虽未清楚呈现，但已经取得它的意义脉络，就是在“仁”概念所建构的系统中可以用来描述人性了。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