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主张人性向善，并且定义“善”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得以实现”，则可以合理地把人生志向定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这也正是孔子的志向。他想以一己之力，推而扩之，到照顾天下每一个人的程度。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狂热冲动或好高骛远的英雄主义，而是出于人性向善的合理选择。

在判断与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适当时，必须考虑三点：一，我（行动者）的内心感受，要出于真诚；二，别人（相对于我的对方）对我的期许，要设法沟通；三，我们之间的社会规范，要尽量遵守。以下略加说明。

首先，关于作为行动者的真诚，是指有良好的意图，愿意以自由而主动的态度与对方来往。若是少了这项要件，则我只是虚与委蛇，应付门面而已，不然就是着眼于某种效益，而谈不上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换言之，行动若非出于真诚，则无道德价值可言，因而也不能称之为道德行动。依此而论，强调道德必须自出于自律（如理性为自己立法），其实是在表达同语反复（或套套逻辑），而不能成为一项主张。事实上，全然他律根本算不上是道德，而全然自律则是一种幻想。人的行为，至少在儒家来说，是出于真诚，再配合礼仪法律，才可称之为道德行动。不仅如此，在《易传》之《干·文言》中，提及两句话，一是“闲邪存其诚”，二是“修辞立其诚”。前者是说：要防范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亦即，真诚与邪恶誓不两立，人不可能宣称自己真诚地去做一件明知其为邪恶之事。后者是说：要修饰言词以建立自己的真诚。亦即，人必须“诚于中，形于外”，就是以言为心声作为原则来与别人交往。这两点可以代表儒家在做到真诚方面所要求的功夫。

其次，关于对方对我的期许，这其实牵涉到双方的互相期许。孟子有一段话可以参考，他说：

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

为什么同样有被箭射中的危险，这人的反应却如此两极？这是因为他对越人（敌国人）并无期许，而对哥哥则期许甚深。同样的行为，引起相反的响应，全是因为彼此之间的期许。儒家喜谈通权达变，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孟子谈到古代君子的从政态度，以“所就三，所去三”来说明，他的着眼点也全在于双方的期许。他谈到孔子之去鲁与去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法时，也是同样的思维。因此，儒家在考虑一个行为是否适当时，除了要求自己真诚之外，还会就双方之间的互相期许，进行判断与沟通，然后采取合宜的方式来满足此一期许。

最后，关于社会规范，包括礼仪与法律，这些是要尽量去遵守的。正如孔子回答颜渊问仁，在谈到具体行动的作法时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

问题在于：以上三点考虑，如果相互之间出现冲突时，又该如何抉择？在儒家看来，最后还是要回到真诚。这是因为：一、社会规范是为一般平常的情况而设的，未必可以响应特殊情况之需要。如孟子在回答“嫂溺，则援之以手乎”的问题时，就认为要有变通。并且，社会规范在不同时代会有些损益，因而也没有绝对性可言。二、对方期许是对方单方面的盼望，未必考虑到我的感受与能力，所以需要在沟通之后加以调整。但是，只有真诚是不可以打折扣的。这就是儒家“善”概念的定义，以及判断“善”的具体方法。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