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百姓对仁德的需求，比对水火更迫切。水和火，我们只看见有人踩踏在里面而死去的，却没有看见因实行仁德而死去的。”可见仁德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孔子将一个朝代或是一个封国的统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了“仁人”身上。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安人。这些“仁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做过一些有利于“立人”或有利于“达人”的事情。除了“仁人”外，一个国家要想有好的发展还需要实行一套仁政。这样国家才能兴旺，百姓才能幸福。

孔子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本性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

孔子提出了一条治理国家惠而不费的好办法，就是顺着老百姓谋生取财的本性和客观条件，使他们得到利益。汉末王肃解释说，这是不耗国库之财，用政策给人民带来好处。老百姓根据各自的情况谋生取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人人都有自己的智慧，这是一股无穷的创造力，只有这股创造力自由地发挥出来，才能富国富民，压制这股创造力，只会越弄越穷。

因此，孔子提出了“因民所利而利之”的理论。比如，“山地之民，利在山货木材；滨海之民，利在鱼盐水产；平原之民，则利在粮棉五谷”。又比如，手艺人可以靠一技之长过活，生意人可以靠买卖吃饭，有文化的人可以靠出售知识获取报酬。一言以蔽之，如果政府能有一套开放宽松的政策，使地尽其利，人尽其才，整个社会就会日富一日，生机勃勃。

唐明皇，在他的前半生可以说是颇以仁义为怀的。他即位以后非常注意选用人才。他把集仙殿改为集贤殿，重用贤相姚崇和宋璟，改革弊政，裁汰冗员，把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弟弟薛王的舅舅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侵占民田，任意残害民众，被人告到他这里。他命人查实后，对其进行严惩。从此皇亲国戚、大臣家属都不敢胡作非为，天下大治。他下令制定法律，不准厚葬，节俭之风大大发扬。唐初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服役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人们就以自残手足来逃避兵役。唐玄宗果断地改变了这种兵役制度。他采取一系列用于社会发展的政治措施，使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开创了“开元盛世”，使人民跟着受益。

然而，好景不长。唐玄宗只做了二十多年的开明皇帝，在姚崇故去、宋璟告老还乡后，他便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奋发向上的朝气了。他不理国政，权移奸臣，原来制定的好的法律、制度全部失效，自己一味沉溺于寻欢作乐之中。他把儿子寿王的妃子杨玉环占为己有，“三千宠爱于一身”，结果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生活极其奢靡。因杨贵妃爱吃荔枝，便从广东用快马向长安传送，正如诗人说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正当唐明皇与杨贵妃沉湎于轻歌曼舞之中，边将安禄山发动叛乱，攻下京城，唐明皇仓皇出逃，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战乱。唐王朝由此从顶峰跌落，一蹶不振，人民也因此受尽了苦难。

唐明皇在为政的这些年，既看到了“为仁”给他及国家带来的益处，同时也见证了“国无仁无以兴”的事实。他一手造成唐朝由治到乱，由盛到衰，其原因就在于他从“泛爱众”到了“独爱杨贵妃”，失去了仁爱之心。君王能有对国对民的仁爱之心，实行仁政，国家就昌盛；反之，国家就衰弱甚至覆亡。这是封建社会的千古之训。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如果国家没有“仁人”，没有“仁政”，同样会面临唐明皇晚年的苦难。没有贤人，没有仁政，一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定会肆意横行。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例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随心所欲，滥用权力。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观根源是：只顾自己名利，不管别人死活。纵观历代朝廷政事，国君不实行仁政，奸臣当道，忠贤之人鲜矣的朝代，官僚主义猖獗是必然的。而官僚主义必将导致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最终“国将不国”。

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群体要想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像国家这样，需要“仁人”以“仁”的方式经营。不仅管理者要以仁严格要求自己向“仁者”靠拢，员工也需不断约束自己向“仁者”看齐。这样的企业一定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