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盖有不识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即是说，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凭空妄为的人，我没有这等本事。我是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这样的知是次一级的知，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知。

从《论语》的整本书来看，孔子绝非不识而作，这里的话只能当作他的自谦之词。孔子在之前也曾谦虚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懂得一切的，我只是喜欢向古人学习，勤奋刻苦地学习。孔子曾自称“学而知之”，我们一般人也不是“生而知之”，所以我们只能像孔子那样用刻苦学习来弥补，不应该“不知而妄作”。现在一些人只是凭借道听途说的二手的知识便四处发表议论，出书立说，其实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只是图名图利地到处乱说。他们把自己的歪理邪说吹嘘得神乎其神，普通人分不清是假是真。孔子给我们的教诲便是：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要认真求索，研究前人的学问，接受保留他们正确的见解；要严厉抨击那些不懂装懂、有害于人的学说。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经历，或许可以给孔子的话作一个漂亮的注解。有一天李时珍出诊回来刚刚进门，一个姓李的樵夫在门外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樵夫焦急地要把李时珍请去给他的妻子看病。他说妻子生病了，但没有钱请医生，便找了一位江湖医生给开了个方子。不料按方子取了药，让妻子喝下去后，妻子的病突然变得更重了。

当李时珍赶到樵夫家里的时候，樵夫的妻子已经昏迷，樵夫急得直流眼泪。李时珍给他的妻子号过脉后，发现江湖医生对症下药，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李时珍立刻想到，应该检查一下药渣。李时珍发现药渣中有“虎掌”，方子上却没有这个药。再看方子上有“漏篮子”，药渣里却没有。这肯定是药铺里发错了药，错把“虎掌”当成了“漏篮子”。李时珍知道“虎掌”有剧毒，有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他连忙将药箱里珍贵的救急药取出给樵夫，叫他给妻子服下，病人总算脱离了危险。李时珍告诉樵夫继续照原来的方子抓药，不过一定要提醒药店不要把药弄错了。

李时珍回到家里，心里老是放不下药店配错药的事。他想这件事不能全怪药店，主要原因在于旧的“本草”书，那本叫《日华本草》的书中就把“漏篮子”叫作“虎掌”。老“本草”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马上有人给以修正，应该赶快修一部新的。李时珍想：“我来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呢？一来可以把古人讲错了的都改过来，二来也可以把我新学到的东西添进去。”但重新修订“本草”，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谈何容易！以前这种工作都是由朝廷组织力量完成，仅凭个人的力量恐怕十年八年也未必可以完成，并且各方面的困难都是不易克服的。

李时珍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完成这件工作。从此，李时珍在行医读书当中，更加留心一切和“本草”有关的材料、古籍和文献。《黄帝素问》、《华佗方》、《张仲景伤寒论》、《神农本草经》、《证类本草》等药书，他都一一精读，而且还加以校勘，写下札记。他坚持书本知识和调查实践相结合，穿上草鞋，背上药筐，拿起药锄，带上必要的药书和笔记本，到山上去亲自验证药物。他首先将需要调查研究的药物写在本子上，先寻找当地产的，再解决不易寻到的。自己不认识的草药，便向当地人请教。蕲州周围百十里内广阔的原野、偏僻的山谷，都印上了他的足迹。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向本地的乡亲们请教。当地人凭日常生活经验对一些药材的药性、药用等了解得非常透彻，令李时珍获益匪浅。同时人们不论是种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听说他的事迹后，都对他分外热情，主动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他也虚心求教。李时珍整整花了十年的心血，可是还有不少药没有收集到实物。于是在他四十七岁时，决定作长途旅行。他收了一个徒弟叫庞宪，师徒结伴而行，先后到过湖北北部的武当山、江西的庐山，还到过江苏、安徽等地。

多走、多学、多见、多闻，他的那个药物名单中的空白点不断减少，而药包中的经验单方却在逐渐增多。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这种百折不挠的决心，李时珍药包里的资料已经多得不胜枚举，有矿物、有植物、有动物，还有不少珍贵的民间单方和书籍文献。三年后，李时珍回到家中，动员全家人参加编写工作。除了庞宪这个重要助手外，他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有的帮助抄写，有的帮助绘图。一五七八年，李时珍六十岁的时候，这部辉煌巨著终于完成了。全书记载了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附方一万一千零十六则，共一百多万字，订成五十二卷，堆在案头有好几尺高。

李时珍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博闻多见，择其善者而取之的治学之道。他或许没听说过孔子的话，但是他的事迹却与孔子之言有着契合之处。对于孔子和李时珍，我们不仅要敬佩他们的精神，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不妄作”的治学态度，只有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